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30年来，庞大的农民工的产生和存在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就业状况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问题。目前，关于农民工的就业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状况，从2004年始的“民工荒”到金融危机时的“返乡潮”，又到经济回暖后的“民工荒”。从担心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到担心失业恐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体现的是以经济数字为核心的精英价值观。“民工荒”和“返乡潮”的现象下面暗藏的是制度对保持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人力资源的漠视，这种漠视可能会使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所以，在我国急切希望改善经济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时，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国的制度安排中对农民工的定位。 为此，本文将利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全面梳理农民工就业弱势，阐述农民工就业过程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并比较农民工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就业待遇差异，构建模型分析户籍身份对于农民工就业待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宏观到微观自上而下地全面解释农民工的就业困境的制度根源，进一步分析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发展和现状，及其对农民工就业的作用机制，并实证地提出制度变迁的诱致性需求。最后，对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选择提出建议。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状况和农民工遭遇的就业弱势。农民工规模不断增长，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沿海省份;年龄结构成年化，两性比例逐渐均衡;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主要职业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从业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居民服务业等。农民工面临的就业弱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农民工签合同率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较低，远低于城镇居民，拖欠工资情况依然存在;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足;培训的覆盖面依然较小;“向上”的职业流动机会少;社会保险覆盖面严重不足;低端就业的农民工面临较大失业风险。 其次，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的就业弱势和户籍身份之间的关系，比较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的非农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的三类人群，就业弱势主要有三个维度:劳动回报、职业提升和劳动权益保障（休息权、劳动合同签订和参加社会保险状况）。模型结果发现农民工相比另两类人群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农民工的高等教育回报受到扭曲;教育回报率的低下;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的阻力也较大，影响了其收入的增长;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农民工获得白领职业的机会最小，劳动权益保障状况最差，其次是城市非农流动人口;我国存在中国特色的体制差异，转型期的体制间的职业流动壁垒严重，在各种保障机制建立起来之前，体制内（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的资源占有依然高于体制外，农民工被排除在了“体制”之外。 农民工的就业弱势和城乡二元体制之间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户籍身份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分割，且很大一部分来自“体制”的障碍，“体制内”单位的高就业门槛利用“户籍”把农民工排除在体制之外。二是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的不公平资源分配，如:城乡教育资源占有不均，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对农民的忽视，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均。三是制度的非正式约束形成的户籍歧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已经固化于社会文化中的深层，尽管户籍制度的约束力已经大大削弱了，但“习惯”的作用可能延续城市人的“优越感”、农村人的“自卑感”，甚至影响管理者的政策偏向。 接下来，本文把户籍制度提升到更宏观的城乡二元体制的角度。城乡二元体制是城乡分割的体制，分割的标准就是户籍制度，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户籍身份”。建国初的前二十年，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又面临着巨大的城市的就业压力和人口压力，生活资料的极度短缺。改革开放之前，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渐形成了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人口迁移流动由自由流动到严格控制;但改革开放之后，人口迁移流动逐步松动，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得到有效缓解。总体来说，城乡二元体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柱，是人口大国的必然选择。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的角度来看待户籍制度改革。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依然存在于许多制度中，包括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公共医疗卫生制度、政治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我国制度变迁的受益者（农民）处于政治弱势，路径依赖性和制度间的强烈关联阻碍使得过去的制度变迁缓慢。本文进一步从城市发展需求和工业化需求两个方面分析未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需求。北京市经济发展对外来农民工产生了依赖，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份比例达到15％左右;结合人口预测和非农产业需求预测计算得出，我国未来工业化进程中还需要平均每年跨区域转移300万农业劳动力。目前户籍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西部的小城镇基本实现全面开放，中等以上城市降低了户籍门槛，但特大城市基本没有实质性进展。由于意识形态刚性，旧的城乡等级观念、相对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制度创新中的官僚组织问题，使得户籍改革仍需渐进性、整体性。 反思“民工慌”和“民工荒”现象背后隐藏的农民工就业弱势，这对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将产生极大的影响。我国政府应该从全局的、历史的视野看待农民工就业问题;保障农民工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建立健康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扫除农民工的流动障碍，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福利体制;进一步深化社会体制领域的改革，建立和谐、公平的社会体制;实现经济增长和保障民生的双赢。 本文较全面分析了农民工就业弱势与“户籍身份”的关系;从城乡二元体制的视角更广泛分析了农民工就业弱势的制度根源;对诱致性制度变迁需求有实证性的探索;提出了农民工就业与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这是本文的研究创新。但所使用数据的收入信息的准确性仍然受到质疑;制度体系中制度安排间的关联还可以更加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