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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1999)开创性的提出了终极控制股东的概念,并主张通过股权控制链的层层追溯找到企业的终极控制股东,实证检验出很多发达国家都存在终极控制股东,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使得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成为研究公司治理的主流方向之一。因此本文借鉴La porta的研究方法,试图从终极控制股东的角度出发,选用2006-2009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制造业29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追溯控制链条找到上市公司真正的终极控制股东,并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及稳定性检验等统计方法,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间的两权分离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公司绩效随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比例的提高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比例与公司绩效呈现出“堑壕-协同-堑壕”的三次方关系。控制权比例在25.64%以下时,公司处于“堑壕效应”区间;控制权比例处于25.64%和61%之间时,公司处于“协同效应”区间;而控制权比例在61%以上时,公司又再出处于“堑壕效应”区间。(2)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即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越高,他们越有动机监督管理者,不仅抑制了自身的隧道挖掘行,还对公司绩效发挥了正向的“激励效应”,提高了公司绩效。(3)从两权分离情况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我国国有公司的两权分离情况并不是很严重,存在两权分离的公司仅占总体的32.59%,而有67.41%的公司并没有出现两权分离的状况。虽然在10%和20%两种控制标准下,两权分离率都显著的影响公司绩效,但是影响的方向是正向的,并没有支持本文假设的两权分离率对公司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可能的理由是本文的调查样本取自国有制造业的,终极控制股东的身份代表了国家或者国资委等,并不是实质的法人,这是中国独有的情况,因此我国国有制造业的终极控制股东对上市公司发挥了“帮助之手”的作用,而没有像其他国家的终极控制股东那样发挥“攫取之手”的作用。(4)同时本文还检验出公司规模、资本结构、独立董事比例及成长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其中公司规模和成长性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公司的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好,对公司绩效越有促进作用;而资本结构和独立董事比例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杠杆效应没有对公司绩效的提高起到促进的作用,并且独立董事的监督效果也没有体现出来。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探索如何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绩效,推进国有企业深入改革,促使企业长久健康发展,同时进一步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