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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先秦诸子著作中一部重要的典籍,具有极高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备受后世研究者青睐。这部著作并非完全由庄子本人独立完成,有许多后世增益、删改的成分,因此此书的成书在可查证的文献方面有古本、今本之别,而古本是否即为《庄子》的原本尚有待考证。此外,《庄子》自成书以后又屡经传抄、刊刻,在后世常表现为多文本、多版本相继或并行出现的复杂局面,这造成了《庄子》文本在底本上的多重性,因此历代所见的《庄子》文献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彼此之间异文较多,这些异文决定了《庄子》文本校勘的必要性。自魏晋开始,不断有学者进行《庄子》的校勘,这些校勘活动及其成果在整个中国古代因为不同的时代、风气而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对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特点的《庄子》校勘的梳理分析,集中呈现了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总体成就,突出了不同时代《庄子》校勘的局限与不足,由此为进一步了解《庄子》原本原貌提供了客观化、多角度的视角。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横、纵两条线索。首先,从内容划分上,以时间为序,根据不同时代校勘的特点将整个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活动分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三个阶段,以纵向线索纵观不同时代《庄子》校勘的成果、方法及不同的特点。其次,在对每个阶段的具体分析中,又以横向比较为主,分析同一时代同一风气下不同学者的校勘倾向。结合纵横两条线索排比论述,整体呈现了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概貌。全文所采用的材料、分析数据悉数来自不同时代学者的校勘著作。由对这些著作的分析,进而发现不同时代的《庄子》校勘既有成就,也有不足。魏晋至隋唐为写本时代,距离《庄子》成书的年代最为接近,存录魏晋古本异文的信息最为丰富,校勘的成果最多,但大多仅录异文,未做进一步的分析,且方法以对校为主,他校为补充,本校、理校方法并不深入,版本来源尚有未尽周详之处。宋元明时期的《庄子》校勘虽然有一定的成果,但多建立在臆改、作伪的基础之上,缺乏可靠的校本,校勘的局面相对混乱,方法仅以对校为主,比较单一,整体的成就不大。清代距离《庄子》成书的年代最为久远,又历经流传,久无古本,经宋明学者的妄自臆改之后,整体的环境相对恶劣,但这一时期的学术风气比较严谨,校勘的态度比较端正,选择底本相对谨慎,而方法又比较全面,高度重视理校,因此成果较为突出,出现了以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等为代表的订误正讹的著作,在晚清又出现了以《庄子集释》为代表的涵盖了前人及当代人校勘成果的近代通行本,有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的简明直观的《庄子》校勘记的新格式。清代学者在总结前人校勘成果和推动《庄子》校勘活动走向成熟方面贡献巨大,但也有方法不充分、成果不可靠的地方。不同时代的校勘因不同时代的学术风格而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同一时代的校勘尽管整体的特点大致相似,但在具体的方法、成果上又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多角度、横纵交叉的比较分析,从总体上再现了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概貌。厘清不同时代《庄子》校勘的成就与不足,更有助于挖掘《庄子》文本的线索,从而更加接近于《庄子》文本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