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现代文明的演进与诸如自由、民主、权利这样来源于西方的政治概念的引进并被国人接受有密切关系，因此对这些观念的分析非常重要。不过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倾向于分析权利在西方语境下本身的含义，以此作为规范标准来观照中国现实。但是观念的引入绝非简单的移植，基于多种因素，引入中国后的观念本身就可能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理解。这种不同理解显然造成了不同的具体的实践后果。因此，探讨来自于西方的观念话语本身包含的内容并以此评价中国现实固然重要，同时分析来自西方的观念到中国后所发生的嬗变以及为何发生这种变化，同样重要。正基于此，本文选取权利观念作为切入点，在个人与国家的维度对近代中国权利话语的变迁及其建构机制予以剖析。 基于中国内有封建主义外有帝国主义民族危机重重的局面，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们对源自近代西方的权利观念的理解有了不同于西方的新的建构。 与西方社会把权利当做是个人独立自主的正当性，并以此来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同，近代国人围绕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对“权利”概念进行了重构。甲午战争之后面对民族危机国人强调国家权力相对于个人权利具有优先性，认为二者是相互对立的。庚子事件前后，随着社会有机论等各种西方思潮的传入，近代国人有了新的思考平台和理论支持，认为个人对国家有重要的作用，欲求国家强大必先使个人强大，由此转而从强调国家权力到强调个人权利。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个人权利观念得到极大的肯定，认为国家成立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国家是维护个人权利的必要手段，在此之外，国家无自身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期，权利自主性为正当的价值逐渐被现实的经济地位是否平等所取代。“权利”中所含有的个人自主性为正当的价值逐渐被忽略。 应该说，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对权利的个人自主为正当的精神是有真切体认的，由此对传统的君主专政政治予以批判和否定。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盘横在他们心中的另一个无法搁置的时代主题，这就是在弱肉强食、险象环生的国际环境中该如何实现民族的自立富强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等所有近代思想家们，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存在着思想观点的变换不定，甚至前后矛盾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