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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的频发一直是威胁全社会的安全问题。在影响事故发生的众多因素中，人为因素导致了超过90％的事故发生。因此，理解并识别出那些更容易将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置于危险情境的高风险汽车驾驶员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以往大量的研究致力于从人口统计学、人格、态度、认知以及社会心理因素等各个方面解释风险驾驶行为中的个体差异，但神经机制角度的研究还很缺乏。一个难点在于驾驶是一个包含多种认知过程的动态复杂行为，无法很好地区分与冒险相关的成分;在脑成像设备中安装驾驶模拟器也对实验要求较高。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速度知觉、反应抑制和风险决策等基本认知任务出发，考察高、低风险驾驶员在这些认知过程中的脑活动差异，为风险驾驶的个体差异提供了一些神经层面的研究思路和证据。另外，大量研究在酗酒、吸烟、物质依赖等日常生活中的冒险行为个体差异的问题上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探索，揭示了不同风险水平的人在广泛的脑区活动上的差异（包括静息态下和任务态下），也为风险驾驶的个体差异提供了间接的解释途径。总得来说，风险驾驶个体差异神经层面的研究还很缺乏。本研究采用两个自然风险决策任务——气球模拟风险任务(BART)和停止信号灯任务，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手段探究高、低风险驾驶员，主要是年轻男性驾驶员，在风险决策任务中的脑活动差异和静息态下的脑功能连接差异，试图从任务态和静息态两方面揭示风险驾驶个体差异的神经机制。研究一采用38名22～35岁的男性驾驶员被试，让他们完成两个风险决策任务;用Dula危险驾驶量表和驾驶行为调查表这两个常用的驾驶行为量表测量风险驾驶行为。发现风险决策任务表现与风险驾驶量表得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研究二采用22～30岁的年轻男性被试，让高风险驾驶组(n=16)和低风险驾驶组(n=16)完成两个风险决策任务并进行fMRI扫描，发现在BART的决策阶段，高风险组的与认知控制、冲突监控和错误检测有关的脑区（主要是DLPFC、ACC/mPFC）随风险水平的升高激活减弱的程度更大，这可能意味着高风险组自我控制失效得更快;在停止信号灯任务的反馈阶段，面对负性反馈时，高风险组的ACC/mPFC激活更强，这可能意味着高风险组需要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来面对这种结果和预期的冲突，或者对他们来说，负性反馈是一个更意外的结果，反映了他们在风险预期上的欠缺。研究三对同一批被试进行静息态fMRI扫描，选取了双侧lSFG、ACC、脑岛、尾状核、OFC这十个ROI，发现高风险组的双侧ACC-IFG正向功能连接更弱，这可能意味着高风险组在风险抑制上各脑区间的协同配合更差;左侧OFC-右侧中央前回负向功能连接更弱，可能意味着高风险组个体更容易将奖赏加工、风险寻求与行动协同起来，而做出连续的风险性行为。综上所述，本研究首次用fMRI手段探索了风险驾驶个体差异在风险决策任务及静息态脑功能连接上的表现，为理解风险驾驶的个体差异增添了神经层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