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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革命究竟发生在何处?这一事关其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实践唯物主义”两种阐释模式,对于解蔽马克思哲学及其革命性的贡献不容否认。然而,前者面临不可克服的机械二元论困境;后者在存在论上尚未得以澄明。伴随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得到深度挖掘;19世纪历史意识觉醒在当代哲学背景下的再体认,“唤醒”了马克思哲学的诠释学传统;海德格尔“此在”与世内存在者照面的“当下上手状态”开启了通往存在意义的现象学视域。这一切为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革命性提供了历史性契机。现象学的产生是哲学回归本己内在性的必然要求。它既是近代哲学的“隐秘憧憬”,又是哲学求“真”的必然结果。现象学之“现象”就是“显现”、“敞开”,它的背后没有本质,因为它压根就没有背后,“现象”就是一切;“面向实事本身”作为现象学的战斗口号,其源头可追溯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作为现象学之一种,海德格尔现象学旨在为哲学找到涌流着的源头——人的始源存在,从而使哲学回归本己的内在性——自我决定、自我敞开。它之所以成为解蔽马克思哲学及其革命性的诱因,就在于其“观”“此在”的视野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给出的开启性。“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质上具有“活动……出来”(即“在……出来”)的品格。它使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其他一切在者作为人的存在的生成和敞开前来照面。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有三个:一是黑格尔现象学和辩证法。精神的自显现和自否定第一次使哲学本己的内在性要求获得满足。这深刻启示了马克思。马克思通过直接面向人的感性活动本身,根本改造了黑格尔现象学的“头脚倒置”,同时赋予辩证法以本真生命,使其成为人的存在的辩证法;二是青年黑格尔派基于思辨哲学的现实批判。它虽未产生持久影响,但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推动作用却不容否认。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批判中,马克思开始养成他所特有的历史主义视野;三是从人和自然的感性存在出发的费尔巴哈人本学,对马克思彻底抛弃思辨哲学立场而回到人的感性存在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马克思的超越之处在于将人的感性存在理解为感性活动:感性活动是一条通往新哲学之路,而感性直观却不幸落入近代形而上学的窠臼。“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活动出……来”(“让……在出来”)的性质,此即人的感性活动的“超越”性。它让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一切其他在者得以生成和敞开。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成为“现实的个人”和现存感性世界的缔造者和开启者。它意味着马克思对思辨哲学关于人的存在的逻辑根据的悬置以及对旧唯物主义“时间在先”的发生学思维方式的否定。恰恰是这成就了“实践”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逻辑起点。就此而言,“实践本体论”只有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才是可能的;“历史”作为人的存在之敞开,不过是“现实的个人”的活动而已。这一方面使“世界”的存在得以澄明,从而消解了近代哲学关于“人对世界的认识何以具有客观性”的难题;另一方面又使人的本质真正获得了朝向未来的生成性,从而根本颠覆了形而上学人道主义。就此而言,意识形态批判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使命,既是“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提撕着马克思哲学的诠释学性质。对国民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派和蒲鲁东非历史态度的批判,构成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时代内容;辩证法作为人的存在的生成样式,其内容是“历史”朝向“自由”而敞开;三一式是人的存在得以历史地敞开的辩证形式。典型的三段式有三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之扬弃;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经济学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历史叙事,构成马克思哲学内在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属人”性是马克思经济学对国民经济学的根本超越,它根源于“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人本主义性质。就现象学本己的精神来看,“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不仅是现象学运动的重要环节,而且具有至今不可超越的优势。这表现在它所特有的历史主义视野、人的存在的辩证法和“改变世界”的理论品格。总之,“实践”“活动出……来”的品格使其成为“现实的个人”及其全部感性世界的开启者;“历史”及其辩证法作为“现实的个人”向着未来的敞开,构成马克思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此而言,“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是对马克思哲学及其革命性的本真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