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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转换公司债券作为一种创新融资工具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只有短短的20多年时间，但是它却通过自己所特有的性质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到融资需求者和投资者的欢迎。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国内时间较短，但是可转换债券在国外已经存在了100多年，国外学者对可转换债券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大量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成果。国外学者对可转换债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行动机研究和定价模型研究以及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宣告效应方面的研究。相对于国外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实证成果，国内学者对可转换债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定价模型和发行动机方面，对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研究较少。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
文章的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章为绪论;本人对可转换债券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做了一个简单的阐述，同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理论和实证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本人发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人员，他们的文献所得到的结论并不相同，有部分学者的结论甚至完全相反。比如说美国的可转换债券市场，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是支持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会对发行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显著的负效应的;但是通过对日本和荷兰等国家的可转换债券宣告效应研究之后，他们却发现在这两个市场上的可转换债券宣告效应为正。根据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与日本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异而导致了研究结论的不同，美国的公司管理层是以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公司治理目标的，而日本的上市公司股权大多数是集中于银行业，这就使得日本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并没有以公司全部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治理目标，而只是服务于少数的大股东利益。国内学者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研究也是存在分歧的。例如王慧煜(2004)对我国在1992年1月至2003年12月发行了可转换债券的20家样本公司研究发现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为正，但是刘娥平(2005)和张雪芳(2008)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为负。造成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除了研究方法的不同之外，也与样本公司数量较少有关，所以本文在选择样本公司时，扩大了样本公司所处的时间范围以及样本公司的行业覆盖率。
第二章为可转换债券的理论概述;本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可转换债券的性质和特征，同时也对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简短的回顾。从我国企业所发行的早期可转换债券来看，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对可转换债券的认识是相当不够充分的，对可转换债券条款的设计也是存在着诸多的缺陷。这使得我国企业在利用可转换债券融资时，不仅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可转换债券的低融资成本，反而因为发行可转换债券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这些企业的可转债发行确实为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章为可转换债券宣告效应的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以我国在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成功发行了可转换债券的上市公司作为一个样本组合。根据统计，在研究期间我国上市公司总共成功发行了90只可转换债券。在这90只可转换债券里面包括5只由金融类上市公司所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它们分别是中行转债、工行转债、招行转债、民生转债和平安转债。由于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比较特殊，所以将这五家企业所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从备选样本中剔除出去，最后所得到的样本量为85只可转换债券。
对于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利用事件研究法对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进行研究，再通过横截面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样本公司在各个事件窗口期内的累积异常收益率进行定量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在事件窗口（-20，20）内，平均异常收益率为负值的有15天，为正值的有26天。在事件宣告日和后一日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均为负值，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宣告确实对发行公司的流通股股票价格产生了显著性的负面影响。在计算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的时候，得出事件窗口（-1，0）和（-1，1）内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均为负值，并且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显著性检验。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样本公司股票的累积异常收益率，本文又进行了横截面回归分析，并且选定了事件窗口（-1，0）内的累积异常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国内外现有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成果，本文选择了“公司规模”、“发行相对规模”、“财务杠杆”、“成长机会”、“稀释度”、“流通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运用eviews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发现，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即本文所选择的六个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具有显著性影响。利用t检验法，对本文的回归参数进行显著性检验，根据回归结果发现解释变量“财务杠杆”和“稀释度”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检验。即在其他四个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财务杠杆”和“稀释度”对被解释变量“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有显著性影响。根据“财务杠杆”的回归系数发现其与样本组合的“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稀释度”则与“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有负相关关系。本文所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国内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第四章是对本文研究结果进行的一个简单总结;对本文的研究成果重述了一遍，同时也提出了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以及对我国未来可转换债券研究的展望。
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总结本文如下几点创新:
(1)本文不仅对样本公司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而且也对样本公司股票价格的异常收益进行显著性检验;同时通过构造横截面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研究方法对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使本文所得结论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2)由于可转换债券进入我国的时间相对较短，这就使得早些年的研究文献中所包含的样本量较少。本文选取的是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内成功发行了可转换债券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的研究样本数量更加充分，行业覆盖率也更加广泛，所得的结论也更具有普遍性。
(3)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所都是新兴市场，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国内的股票投资者不够成熟，非理性行为普遍，造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价非常的不稳定。为了消除因为公司股价不稳定对可转换债券宣告效应的影响，本文放弃使用市场模型来计算样本公司股票的异常收益率，选择了更加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市场收益率调整模型。
最后，作者再指出一些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的局限在于:(1)在宣告日的确定上，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说明宣告日期为宣告日，但是一些个别媒体的宣告日却与此不同，影响了论文的研究精度。(2)在本文的研究样本里面，由于时间跨度比较大，有一些样本公司是在已经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但是也有一些样本公司则是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由于时间有限，本文并没有区别研究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但是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继续研究。(3)在计算样本公司股票的异常收益率的时候，本文只选择了市场收益率调整模型，对于均值调整模型和市场模型，本文并没有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本文结论的准确性，建议未来的研究人员可以同时使用三种计量模型来分别研究样本公司股票的异常收益率。
文章的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章为绪论;本人对可转换债券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做了一个简单的阐述，同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理论和实证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本人发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人员，他们的文献所得到的结论并不相同，有部分学者的结论甚至完全相反。比如说美国的可转换债券市场，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是支持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会对发行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显著的负效应的;但是通过对日本和荷兰等国家的可转换债券宣告效应研究之后，他们却发现在这两个市场上的可转换债券宣告效应为正。根据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与日本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异而导致了研究结论的不同，美国的公司管理层是以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公司治理目标的，而日本的上市公司股权大多数是集中于银行业，这就使得日本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并没有以公司全部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治理目标，而只是服务于少数的大股东利益。国内学者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研究也是存在分歧的。例如王慧煜(2004)对我国在1992年1月至2003年12月发行了可转换债券的20家样本公司研究发现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为正，但是刘娥平(2005)和张雪芳(2008)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为负。造成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除了研究方法的不同之外，也与样本公司数量较少有关，所以本文在选择样本公司时，扩大了样本公司所处的时间范围以及样本公司的行业覆盖率。
第二章为可转换债券的理论概述;本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可转换债券的性质和特征，同时也对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简短的回顾。从我国企业所发行的早期可转换债券来看，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对可转换债券的认识是相当不够充分的，对可转换债券条款的设计也是存在着诸多的缺陷。这使得我国企业在利用可转换债券融资时，不仅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可转换债券的低融资成本，反而因为发行可转换债券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这些企业的可转债发行确实为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章为可转换债券宣告效应的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以我国在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成功发行了可转换债券的上市公司作为一个样本组合。根据统计，在研究期间我国上市公司总共成功发行了90只可转换债券。在这90只可转换债券里面包括5只由金融类上市公司所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它们分别是中行转债、工行转债、招行转债、民生转债和平安转债。由于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比较特殊，所以将这五家企业所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从备选样本中剔除出去，最后所得到的样本量为85只可转换债券。
对于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利用事件研究法对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进行研究，再通过横截面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样本公司在各个事件窗口期内的累积异常收益率进行定量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在事件窗口（-20，20）内，平均异常收益率为负值的有15天，为正值的有26天。在事件宣告日和后一日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均为负值，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宣告确实对发行公司的流通股股票价格产生了显著性的负面影响。在计算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的时候，得出事件窗口（-1，0）和（-1，1）内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均为负值，并且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显著性检验。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样本公司股票的累积异常收益率，本文又进行了横截面回归分析，并且选定了事件窗口（-1，0）内的累积异常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国内外现有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成果，本文选择了“公司规模”、“发行相对规模”、“财务杠杆”、“成长机会”、“稀释度”、“流通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运用eviews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发现，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即本文所选择的六个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具有显著性影响。利用t检验法，对本文的回归参数进行显著性检验，根据回归结果发现解释变量“财务杠杆”和“稀释度”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检验。即在其他四个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财务杠杆”和“稀释度”对被解释变量“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有显著性影响。根据“财务杠杆”的回归系数发现其与样本组合的“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稀释度”则与“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有负相关关系。本文所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国内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第四章是对本文研究结果进行的一个简单总结;对本文的研究成果重述了一遍，同时也提出了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以及对我国未来可转换债券研究的展望。
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总结本文如下几点创新:
(1)本文不仅对样本公司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而且也对样本公司股票价格的异常收益进行显著性检验;同时通过构造横截面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研究方法对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使本文所得结论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2)由于可转换债券进入我国的时间相对较短，这就使得早些年的研究文献中所包含的样本量较少。本文选取的是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内成功发行了可转换债券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的研究样本数量更加充分，行业覆盖率也更加广泛，所得的结论也更具有普遍性。
(3)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所都是新兴市场，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国内的股票投资者不够成熟，非理性行为普遍，造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价非常的不稳定。为了消除因为公司股价不稳定对可转换债券宣告效应的影响，本文放弃使用市场模型来计算样本公司股票的异常收益率，选择了更加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市场收益率调整模型。
最后，作者再指出一些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的局限在于:(1)在宣告日的确定上，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说明宣告日期为宣告日，但是一些个别媒体的宣告日却与此不同，影响了论文的研究精度。(2)在本文的研究样本里面，由于时间跨度比较大，有一些样本公司是在已经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但是也有一些样本公司则是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由于时间有限，本文并没有区别研究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但是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继续研究。(3)在计算样本公司股票的异常收益率的时候，本文只选择了市场收益率调整模型，对于均值调整模型和市场模型，本文并没有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本文结论的准确性，建议未来的研究人员可以同时使用三种计量模型来分别研究样本公司股票的异常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