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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黔西地区是西南地区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在地理单元上呈立体分布,它属于西南地区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之间,地貌上多高山和高原。在这些高山峡谷之间散落着许多西南地区独具特色的地貌特征“盆地”,这些盆地有着适宜的自然生态环境,肥沃的土壤以及充沛的水源,为早期人类的繁衍、生存、发展提供了理想的舞台和活动的空间。该区域地处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之间,其间河网密布,大江、大河宽敞的河谷地带所形成的天然走廊,使该区域自古以来就成为南来北往人群交往天然的交通要道,为古代族群的迁徙和文化互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秦汉时期“滇”及位于其东北的同姓“劳浸、靡莫”和“夜郎”、“邛都”等西南夷,同川西平原“巴蜀”文化的势力在此犬牙交错,形成了一个诸多西南夷文化的交汇点,并留下了许多具有鲜明区域特点的物质遗存。由于该区域的青铜时代居民所遗留的丰富遗迹与遗物在西南夷地区所占有特殊的位置,致使它在西南夷古代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该区域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与研究的进展,一大批新的考古资料和新信息不断地涌现出来,促使我们对该区域青铜时代居民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条件日趋成熟,本文试图以滇东黔西的青铜时代的考古材料为研究基础,结合历史文献,利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该区域青铜时代居民的生活风俗、生业和社会形态以及其与周边古代文化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透过这些考古材料所反映出的该区域青铜时代居民族属成分的复杂性与来源的多样性,以复原该区域青铜时代居民的生活场景。
透过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的考古资料分析,可以发现其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滇东北的昭通坝子和黔西北地区,鸡公山文化类型与瓦窑文化类型是该区域早期青铜时代两种典型的地方文化类型,其流行的时间大致在商末至西周时期。在这个时期青铜器已经出现,并且已经有了发达的农业和初步的青铜铸造业,相当规模的定居社会已经形成,并出现了较大且复杂的聚居中心,其社会发展阶段已经处于初期的“分层社会”,这些文化类型中的陶、石器与该区域新石器晚期文化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因素,当地晚期新石器文化是该区域早期青铜文化形成的主要源泉之一,同时它也构成了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文化的重要源泉。
在探讨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时代居民的文化面貌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青铜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大致可粗分为四期,时代从春秋时期至东汉初期,这些材料以西汉中期前后的材料最为集中,春秋时期的材料目前较少发现且难以确认,目前仅见滇东北地区的红营盘文化类型,这个时期的居民与鸡公山文化类型的居民有着许多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但与同一区域的银子坛类型居民之间的文化因素之间则有着明显的“断裂”。该区域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青铜文化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可分为银子坛类型、可乐类型和铜鼓山类型,这些文化类型之间文化面貌的差异性正是活跃于此的族群多样性的反映。在这个时段里的居民之间的社会分层严重,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他们已经进入“酋邦”社会阶段或“早期国家”形态,农业和渔猎业为其主要的经济形式,并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畜牧业,青铜铸造业、制陶业、纺织业的发展与技术在这个阶段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通过该区域典型汉墓的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分区,可以发现西汉晚期以后汉文化对该区域传统文化的强势冲击,打断了该区域青铜文化独立发展的进程,东汉初期后该区域最终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贡纳体系之中。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文化(战国至西汉)与文献记载中的古夜郎活动的时间(战国晚期至西汉)非常接近,分布的空间也相近,它对于我们寻找历史文献上记载的古夜郎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有助于该区域古代族群迁移、文化传播、社会形态等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地视野范围。
古夜郎与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居民有着重要的关系,该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居民是文献记载中古夜郎族群形成的源泉之一,而其晚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则与古夜郎之间则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位,考古资料释读歧义严重,古夜郎文化的面貌与特征究竟如何?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统一的认识,这给古夜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带来极大地阻碍,但该区域晚期青铜时代的考古资料显示出该区域晚期青铜文化与“滇”、“巴蜀”、“邛都”等西南夷有着显著的差别,是一支独具区域色彩的青铜文化,它与文献记载的夜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一定“重合”之处,可以在“夜郎系青铜文化”的架构中进行该区域晚期青铜文化的解读与诠释,从该区域青铜时代这一宏大叙事背景上而言,我们可以将滇东黔西地区战国早期至西汉末期这一时段的青铜文化称为“夜郎系青铜文化”,以别于其它西南夷文化,其主体居民的族属即为夜郎。该区域青铜时代的居民的活动遗留下的众多物质的遗存为我们探讨该区域青铜时代的居民的族属来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其新石器晚期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中有着显著地百越族群的孑遗,而自青铜时代早期以来在该区域就已经出现的带耳陶器(双耳罐、单耳罐、长细颈瓶等)和带流器则显示其与西北的“氐羌”系古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来自西北游牧族群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在该区域出现,并与当地的原著居民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在与该区域的原住民(越人?)融合与分化之后形成具有浓厚越羌风格杂合遗风的新族群,它们成为这个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主体族群,它与生活于该区域的其他族群共同成为古夜郎灿烂多元文化缔造者的源泉。该区域夜郎系青铜文化的文化面貌更加复杂与多样,透过文献的记载,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生活于此的人群族属成分复杂,有滇、夜郎、巴蜀、邛都等,它们共同创造了滇东黔西地区灿烂的青铜文化,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具有显著氐羌遗风的人群可能是该区域的主体族群。黔西南地区居民族属则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前主体居民为南方越人,而西汉中期以后,大量来自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的人群成为了该地区的主体居民,部分当地居民随着这支人群的南下而被挤出滇东黔西地区的腹心地区,成为边缘族群。而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中原王朝加紧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西汉末期,该区域被纳入中原王朝行政体系之中,汉族成为该区域主体的统治族群,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居民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联盟崩溃,东汉初期后,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夜郎”消失于茫茫荒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