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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一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取决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人多地少的国家,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已经走出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二元经济时代,农业实现了现代化,国内农业领域一些学者提出应借鉴日本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本文在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之下,将农业生产率的变动作为判断依据,对比中日两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的得失,试图为中国未来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精确的启示。
首先,本文在介绍中国和日本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涵义及测算方法的基础之上,为中国和日本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比较建立了横向截面和纵向时序的比较框架,并且为中国和日本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建立了微观和宏观两种分析线索。其中,横向截面的比较框架是根据全球存在统一农业技术前沿的假设条件,通过测算和比较包括中国和日本的23个国家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和日本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程度进行比较；纵向时序的比较框架则是根据工业化理论中的工业化进程分析方法,在寻找到中国和日本统一的工业化进程起点之后,对中国和日本农业生产率进行时间序列的生产函数估计,从而比较中国和日本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根据上述两种比较框架,本文建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分析线索和宏观分析线索。在微观分析线索中,主要考察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技术进步机制。在技术进步机制中,本文主要探寻农业技术研发的影响因素、农户新技术采用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及农户在技术实施过程中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因素。在宏观分析线索中,本文主要考察非农部门产出的变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外生冲击(包括外生变量和政策工具变量)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作用。
其次,在通过对中国1978年至2005年和日本1946年至2005年农业增长过程中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土地装备率以及农业技术进步和资源利用特征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研究之后,本文首先采用前沿方法中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中国和日本农业生产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测算,然后运用非前沿方法中估计生产函数的方法,通过设定外生中性技术进步、外生非中性技术进步和内生技术进步三种形式,对中国和日本农业生产函数进行估计,从而计算出中国和日本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显示,在横向截面比较框架下,中国农业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变动受到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大,而日本则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在纵向时序的比较框架下,在同样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在3.1％至4％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在7.69％至9.92％之间。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46年至1973年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8％,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有32.7％。虽然在同样的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农业的增长速度没有中国快,但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中国,说明日本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制度等等对农业生产有促进作用。
再次,本文根据微观和宏观分析线索对中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微观分析线索中,本文主要对中日的农业技术进步机制进行分析和比较,主要包括中日农业技术创新机制的比较、中日农户要素采纳行为的比较以及中日微观农户层面的要素配置效率比较和宏观层面要素配置效率的检验。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农业技术创新机制方面,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机制仍处在不断改革与完善之中,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农业技术创新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性较大。同中国相比,日本的农业技术创新机制具有较强的法律基础,政府的研究机构是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整个组织体系上具有完善的计划和事后的评估和监督体系。在农业技术推广机制方面,由于中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形成“一主多元”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由此中国农户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联结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参加“公司+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联系较紧密,但这部分农户只占全部农户总量的30％,而未参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农户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联系较为松散,这部门农户占全部农户总量的70％。相比之下,日本农业部门中存在一个能覆盖全部农户的农协组织,并且在农协的业务中还专门有技术指导业务,负责指导农村社区中农户。同时,日本农协还同政府部门的农业改良普及所进行“合作推广”业务,使得基层农户和上层的农业科研机构的信息交流更加畅通,农业技术的研发更加有针对性。在农户生产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方面,由于日本农协的合作购买业务,日本农户面临较小的要素价格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农户的要素配置效率低于日本农户的要素配置效率。并且这一特征在中日宏观方面的要素配置效率上也具有一致性。这种宏观和微观一致的要素配置效率比较也为前面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依赖于技术进步而效率改善不足,而日本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加依赖效率改善的测算结果提供一个宏微观一致的证据。
在宏观分析线索中,本文主要分别建立中国和日本农业与非农两部门宏观经济模型,考察在宏观经济系统运行之下,整个经济的外生变量和政策变量对中国和日本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其中,外生变量主要包括经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GDPGAP)、名义汇率ER、名义利率RR、国外总需求(主要贸易伙伴加权总产出WGDP)、总人口POP和农业土地面积at；政策变量包括反映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papf(改善国内农产品对非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政策参数)、促进农业资本积累的农村金融政策参数akfs；减轻农业税赋的税收优惠政策GREVa；反映特定货币流动性控制和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货币政策参数(Mgr)。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中国的外生变量中,除耕地面积之外,其余外生变量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均有正向的影响,而中国的农业政策变量则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抑制的作用,这反映出中国的农业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不够,不能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日本的上述外生变量对日本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中间的运行机理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同时日本的农业政策则因为对农业有过度的支持和保护,反而抑制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过运用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模型包含的各种外生变量(包括外生冲击、政策工具变量等)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及相对重要性进行具体分析。从脉冲响应分析中得出,中国外生变量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冲击较大,而日本则是政策变量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冲击较大的结论。从方差分解角度分析得出,日本农业政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长期影响较大。而中国农业政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短期影响较大,长期则趋于失效。
最后,本文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方面,要在农业内部建立长效的技术进步机制,理顺政府的和市场的农业创新与推广机构的关系,同时大规模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培育能力较强的专业农民,实现由像企业家一样的农户来经营农业；另一方面,必须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消除各种歧视性的制度政策,给予农民平等的发展地位,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使无效率的农户可以完全退出农业,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最后一方面,在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机制上要切忌像日本一样过度公平的农业补贴机制,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应使资源向农业大户倾斜,培育高效率农户,以保障整个农业增长的持续性。
本文从农业TFP角度对中国和日本农业发展进行比较,这在中日经济比较问题研究上是一个创新点,但限于作者的水平以及可获得的资料,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使用规范的农业TFP的指标体系,对中日两国农业增长与发展进行比较,并对两国农业TFP变动的影响因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线索进行分析。这使得对两国的农业发展差异的研究建立在相对精准的基础上,据本文所掌握的相关文献,这种必要的研究在学术界尚未进行。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限于数据处理方法的不足,对日本农业生产函数的时序估计效果不好,对日本农业技术进步的特征分析不够细致。同时,在分析中国和日本农户新技术采纳行为和要素配置行为时,限于两国农户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数据可获得性的不足,本文对上述两种农户行为的研究较为粗浅。上述两方面的不足也构成作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