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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12月15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实现全面空中、海上直航和直接通邮以来，海峡两岸间的民商事活动交往更加频繁，产生的民商事纠纷众多。通过诉讼程序是解决纠纷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两岸间司法文书的送达程序不可避免。鉴于两岸间政治、制度、地理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文书送达难是阻碍两地纠纷有效解决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间司法文书送达问题，海峡两岸首次通过海协会和海基会于2009年签订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2009《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了委托相关部门尽力协助送达司法文书问题，但实施结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试图通过分析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两岸间文书送达难存在的现状及原因，对比两岸文书送达制度差异，以期从法律、观念以及技术等方面来解决文书送达难的现实问题。 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首先分析了大陆针对涉台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出台的相关规定、台湾地区针对大陆文书送达订立的文件以及两岸间互相送达文书所达成的规定。诸如：大陆地区于21世纪前相关司法机关出台的批复、工作报告以及有关通知，以及21世纪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相继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2008《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2011《规定》）等。其次，简要分析了台湾地区出台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两岸民间团体共同出台的2009《互助协议》等相关文件。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陆与台湾地区间文书送达的相关规定具有非官方性、单向性、缺乏可操作性以及阶段性和渐进性的特点。 第二章内容主要将大陆与台湾地区法律中涉及的文书送达制度进行比较，包括送达方式、送达主体以及送达期限的比较，并对在实践中如何处理两岸间送达制度差异进行分析。从中得出大陆与台湾地区在送达方式以及送达主体的规定上大致相同，送达期限的不同以及其他送达方式的差异性一般在互相承认对方法律的效力的基础上解决。尤其是台湾地区特有的寄存送达，在实践中由大陆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认其效力。另外，关于转交送达的规定台湾地区为避免文书送达程序拖延不利于被转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应借鉴大陆做法,对转交人转交文书的时间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同时大陆关于代为接收文书的人员范围的规定可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将受雇人和其他非成年家属也纳入接收文书人员的范围，利于提高送达完成的机率。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大陆与台湾地区间文书送达的现状，包括送达案件数量较大，但大陆向台湾地区送达数量相对少且成功率低；无论是大陆向台湾地区送达或是台湾地区向大陆送达，送达的模式较为单一，一般先通过直接送达，直接送达不成则邮寄送达，邮寄送达不成则公告送达，该种单一的送达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弊端，包括邮寄送达不安全、耗时长，公告送达的地域或用于公告送达的出版物不合理等等。通过分析宏观的政治因素以及当事人地址不明、信息不全；委托送达程序繁琐，被委托方未尽力送达及认识上的局限性等微观因素，以期发现其中存在的法律及技术上的阻碍。 第四章内容在总结前述问题的基础上，对大陆与台湾地区间司法文书送达难的现状于法律、制度以及送达技术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包括：必须坚守“一个中国”基本原则，该原则是处理任何涉台事务的基本准则；在观念上淡化文书送达的“公权力”性质，确立当事人送达文书的地位，提高送达效率；完善当事人信息查询体系，包括身份证信息查询以及通过电商平台中地址信息的管理；借鉴涉港澳地区送达经验，采用多种渠道同时送达，缩短送达时间；通过委托送达时，可于实践中降低所涉法院的级别，可考虑由大陆中级人民法院与台湾地区主管部门接触，高级人民法院负责监督；借鉴国外先进的送达方式，逐渐发展和完善社交媒体送达，提高送达效率和成功率；最后根据厦门已设立的涉台案件集中管辖法院试点所取得的显著效果，可考虑与台湾地区居民往来密切的市继续设立集中管辖法院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