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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主要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独特特性，理论与实证探讨，中国上市公司在再融资后的业绩衰退现象与再融资前盈余管理的关系。在建立理论与推论中，本论文主要根据公司治理及代理理论:在实证研究中，主要参酌国内外文献，延伸深入探讨本重要研究议题。 本论文根据魏明海等（2000年）、李志文、宋衍蘅(2001)、陈小悦、肖星和过晓艳(2000)研究结果，观察到中国上市公司在再融资后往往会产生变脸业绩衰退的现象，同时，再融资后业绩衰退可能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有关。本论文参考陈晓，李静(2001)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方法及其它相关文献，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独有的特性、法规规定等，以代理理论及其它相关经济理论，分析建立本论文研究假说。无论任何法规规定允许公司进行再融资期间，由于法规要求，若公司拟取得再融资资格，其中最重要且最基本的条件与会计盈余有关。在中国证券市场环境中，上市公司具有高度经济诱因，致公司在申请再融资之际，根据会计盈余本来就具会计选择弹性，致公司会具有盈余管理的动机:在再融资后，由于再融资会产生股本扩大、投资短期内无法显现效益、公司管理阶层可能会滥用再融资资金、会计选择弹性的反转效果等作用下，公司再融资后可能会产生业绩衰退的现象。中国官方控制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情形，可从每年A股市场再融资筹集资金的量不及证券市场总筹资量的百分之十，且目前证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所筹集到的资金量不及银行筹资资金量的百分之一，可见其端倪。所以，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来取得再融资的资格，并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特性，勠力筹集资金，属合理的猜测与怀疑。 在中国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的特性下，中国上市公司具有高度经济诱因从事再融资。目前中国证监会严格规定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资格，但是只要公司能够依法取得再融资资格，再融资几乎无不成功的案例;同时，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缘故，公司管理阶层对再融资取得的资金具有绝对的决策控制与支配权。这些结果是造成，无论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严格程度，只要会计盈余具有操纵的弹性，上市公司在接近资格条件下，会创新地利用会计选择所具有的弹性与特性从事盈余管理。由于盈余管理具有机会成本，其中之一就是会产生盈余的反转效果。其次，再融资会扩大上市公司的股本，短期内只要公司再融资所产生的效益无法有效提高净资产收益率，上市公司在再融资后就会产生业绩衰退的现象。第三，公司取得再融资资金，即便进行投资，短期内的效益亦恐难显现，也会创造以每股或净收益为基础的业绩衰退现象。第三，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下，公司管理阶层在缺位代理下，可能甚至会滥用再融资的资金，导致再融资后业绩衰退的另—原因。按中国证券相关法规规定，若上市公司拟取得再融资资格，虽然历年来法规经数度改变，其中最基本的条件之—就是，该上市公司必须在申请再融资前具连续三年获利，且平均三年或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必须维持一定获利水准，同时，在2001年之后，营业外损益不得计入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这些条件数严格，许多中国上市公司并无法达到这三个条件，其中由于资格基本条件与会计盈余的计算有关，只要公司拥有机会，在强烈经济动机下便会从事盈余管理，俾取得再融资资格。 中国上市公司特殊股权结构，强化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经济动机，也强化上市公司再融资前盈余管理及再融资后业绩衰退的可能性。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上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上市公司间非流通股平均约占公司所有股权的65％。中国上市公司这种股权结构导致，公司管理阶层具有绝对决策控制权与支配权从事再融资资金的运用。同时，法规赋予再融资资格时，并未强制要求必须按照公司原有股东股权的比例，执行再融资优先认购权。例如，中国上市公司可能会发生下述圈钱行为。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属全数向新股东募集资金的再融资方式之一，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下，甚至采用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向“新”股东募集资金，但是却可能透过“高派现”，将再融资所募集的新资金“返还资本”予非流通股老股东，这种现象尤以类似用友软件等民企上市公司为然。中国上市公司这种“圈钱”行为，甚至引起中国证监会提高增发新股的资格门坎条件。在资金支配权、股权结构影响等因素下，本论文推论，中国上市公司具有高度经济诱因，取得再融资资格。 其次，本论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及证券市场特性判断推论，若上市公司善用会计选择特性，公司将能够顺利让盈余数字达法规规定再融资资格的水准与目标。其中包括，中国会计师产业对于查账品质仅愿意维持“最低查帐品质或成本”，也就是在中国证券市场特性下，会计师若提供较高或较低品质查帐，对报表使用者不但会产生类似的结果，低下查帐品质亦不会发生法规中的惩罚性机会成本，致会计师不会提供高品质的查帐工作与结果。同时，中国上市公司参与投资的投资者结构中，股民散户所占比例偏高、代客理财可能扮演内部人进行类似内幕交易的部分角色、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尚不构成重要监督力量，致投资者间并无法有效监督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在中国这种证券市场环境中，上市公司易成功利用盈余管理的方式达到盈余目标，取得再融资资格。 根据上述的理论的推论，本论文建立并拟测试下列诸研究假说: 假说一中本论文推论，若中国上市公司拟进行再融资，由于再融资资格的取得必须符合获利能力最低门坎的规定，致只要某上市公司低于最低门坎资格规定，该公司就具有动机从事盈余管理，俾利取得再融资资格，其中尤其以接近再融资门坎的公司为然。 假说二中本论文推论，若中国上市公司为取得再融资资格而进行盈余管理，则公司会倾向采用与营业有关或人为可裁决性短期性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 假说三中本论文推论，鉴于中国证监会于2001颁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致显示，中国上市公司于2001年前申请再融资者会倾向以营业外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相对的，2001年后申请再融资的企业，其营业外损益在损益表中的比例将显著降低。 假说四中本论文推论，由于中国特定奖励产业的上市公司，在申请再融资时，不必遵守—般性最低门坎规定，这类获利能力较低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动机从事盈余管理动，且这类型公司在会计选择的逆转效果下，会产生显著性业绩衰退现象。 本论文在假说五中推论，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在再融资前可能倾向利用短期性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在再融资后，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降低，短期性应计项目、业绩、盈余等项目亦会产生衰退的现象。 本论文在假说六中推论，如果上市公司获利能力接近资格门坎，其再融资前与再融资后的业绩会有显著性差异，通常会产生显著业绩衰退的现象。其次，如果现金增资规模越大者，在股本与资金运用效益的稀释效果下，可能业绩衰退的情形会越严重。 本论文在假说七中推论，若上市公司在l996年至1998年期间，申请配股连续两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在10％至12％之间者，或1999年至2000年申请配股再融资的公司，其连续两年度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10％至12％之间者，本论文定义这些样本为接近资格门坎样本，这些样本在再融资前不但具有较高动机从事盈余管理，在再融资后亦具有较高可能性产生业绩衰退的现象。 本论文根据上述研究假说，在适当样本期间搜集适当样本，以作为实证测试，并建立适当的实证究模式。—般而言，本论文证实了，中国上市公司在再融资前会显著性从事盈余管理;在2001年3月前，盈余管理显著与营业外损益有关，2001年3月新规定之后，盈余管理与营业损益具显著相关性，其中以应收帐款、存货、短期投资或代客理财所产生的投资损益的差异显著性最高。可见，在经济诱因下，法规规定会引导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同时，本论文亦实证证实，中国上市公司在再融资后，业绩衰退属普遍现象，但是业绩衰退与上市公司增资比例与额度大小无关。会产生业绩衰退，与再融资后销货收入无法立即提高有关。从所有业绩变动的衡量指标来观察，在再增资后资本支出显著增加，销货收入在增资后一年亦显著增加，但往后年度的增加却不显著。这些结果均可以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确实有「圈钱」的嫌疑，虽然资本支出的增加具显著性，到底业绩衰退是否受到资本支出无法短期显现效益有关，并无法有效判断，其中—个可能性是，因为投资效益短期难以显现的原因;另—个可能性系，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下，公司管理阶层滥用再融资资金。 除了上述一般性实证结果外，兹将本论文有关特别区分样本族群的实证研究结果汇总说明如下: 就盈余管理方式而言，1996年至1998年的样本间，多以应收帐款、存货进行盈余管理;1999年至2000年的样本间，可能因中国股市多头的关系，公司利用短期投资所产生的损益来提高盈余属普遍且显著现象。 上市公司在再融资的前一年具有显著从事盈余管理的现象;这些样本间不但再融资前后，其应计项目和营业外净利亦有异常的变动，且这些样本公司在再融资后业绩具有更显著业绩衰退的现象。 本论文曾定义所谓特许公司样本群组，但是实证结果并无法获得一致性实证结果，所以这类样本族群需要进—步实证研究，才具足够证据提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