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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且在日常会话中人们也每时每刻使用大量的隐喻。 西方对隐喻比较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经典名著《诗学》(Poetics)和《修辞学》(Rhetoric)中，亚里士多德多次提到隐喻的构成方式和修辞功能。他对隐喻的定义和功能的讨论影响了其后2000多年西方修辞学对这一语言现象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两者属于一种对比关系，因此，隐喻与明喻本质上是一致的。隐喻的主要功能是修饰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于运用隐喻这一语言艺术的人是天才，他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the greatest thing by far is to be a master of metaphor．”他的理论也被称作“对比论”。 继亚里士多德后，不少学者都针对语言中这一普遍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各种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修辞学家Quintillian提出的“替代论”(Theory of Substitution)，他认为，所谓隐喻，实际上就是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20世纪30年代Richards提出的“互动论”(Theory of Interaction)，后来Black在其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使其成为自“对比论”和“替代论”以来第三种最有影响的隐喻解释理论。在Richards和Black看来，隐喻是一种新的意义的创生过程，是两个主词的词义相互作用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符号学、认知心理学等理论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哲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等都开始关注这一特殊语言现象，其中影响较大是Lakoff & Johnson。1980年他们发表了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的全面开始。他们从认知学角度对隐喻进行了研究，他们一反隐喻理论的传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