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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也逐渐加快，各国的资本管制也明显下降。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特别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揭开了资本账户开放的序幕。鉴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推动了本国经济增长的状况，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纷纷效仿发达国家实施放松管制的外汇制度改革，开放资本账户。然而，各发展中国家实行这一政策所带来的效果却不尽相同。随着各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因为对资本账户缺乏管制，导致大规模资本流动和剧烈汇率波动，在外部投机冲击作用下，引发了货币危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巨大冲击，这些国家开始认识到，开放资本账户在为东道国提供可观利益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目前，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已势在必行，这也是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深入研究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金融不稳定的关系，揭示资本账户开放对开放国经济增长影响作用，以及资本账户开放与开放国金融不稳定之间的关系，使我国在享受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收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 本文基于资本账户开放的基础理论及其必要性，测度了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从经济增长和金融不稳定两个角度深入分析资本账户开放的利弊，探讨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次序及配套措施。首先，本文在回顾国内外资本账户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度。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开放度的流量指标能够客观地反映国际资本流动状况，还能够反映资本管制放开的渐进性;此外，该指标在纵向上能够体现我国对资本账户的管制逐渐减少的趋势，在横向上可以适用于所有具有国际收支统计的国家，并与现实情况极为拟合。其次，本文分析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理论上，本文在Ramsey-Cass-Koopmans模型的基础上，结合Barro，Mankiw, Martin(1995)构建的模型设定，并纳入金融效率因素构建动态最优控制模型，探讨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通过开放资账户来加速收敛到稳定增长状态，但两类国家实现的稳态存在收益上的差别:发达国家一定能从开放中获益，而发展中国家能否从资本账户开放中获益，则取决于资本账户开放在提升人力资本积累速度、金融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带来的收益是否足以弥补对外负债所付出的代价;实证方面，本文采用联立方程组对G20成员国1982-2009年的年度数据进行GMM估计，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能够通过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这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强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需要通过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间接反映出来，但这种影响是很难在单方程模型中准确估量的;然后分别从净资本流动、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等角度分析它们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能在总体上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潜在GDP与资本流入量、资本流出量均存在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再次，本文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激进式的资本账户开放方式确实容易导致一国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但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诱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是资本账户开放方式的选择，而不是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高低;而且资本账户开放对银行部门国外净资产的冲击最大，对银行贷款总额的冲击最小，对银行储蓄存款总额的冲击居中，这反映了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汇率风险最大，信贷风险其次，最后是流动性风险。最后，本文基于经济稳定增长的视角分析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消除外汇短缺和可维持的国际收支结构、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国内金融体系的深化等因素是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我国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应遵循资本流入开放优先于资本流出，直接投资开放优先于间接投资，债权投资开放优先于股权投资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