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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增大,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难点,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国家公园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保护地形式,云南省从1996年开始国家公园建设的探索,于2007年正式挂牌大陆地区的第一个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在此之后,云南省陆续试点建设了 13个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强调对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在对生态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可以对公众提供游憩机会,云南省的试点国家公园均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生态旅游开发。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能不能增加周边农户的收入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查阅年鉴获得的二手数据从宏观视角评估旅游发展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的关联;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普洱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和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周边农户进行调研,通过所获数据了解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后,农户如何将劳动力配置在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并基于参与式发展理论,从微观视角评价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宏观视角的研究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普洱国家公园所在的思茅区旅游总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间不存在均衡关系;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所在的勐腊县和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所在的玉龙县旅游发展带动了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普达措国家公园所在的香格里拉县旅游总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虽然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是旅游发展却不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旅游发展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联在各地表现出明显差异,农户收入增加并不是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果,需要配合微观数据进一步了解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作用。(2)微观视角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户是否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参与形式,是在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后,在资源条件的约束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调研发现,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中农户的参与度不高,参与的主要形式为打工、自营和兼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农户居住地的位置,住在国家公园内的农户参与状况显著好于住在国家公园外的农户;此外,农户的自身能力得到提升、获取更多资金帮助等将有助于农户改善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未参与农户的参与意愿强烈,自营的意愿高于打工,资金和人力不足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第二,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通过显著提高参与户的人均转移性收入和人均工资性收入来提高了人均总收入。第三,虽然打工农户、自营农户和兼营农户之间的家庭总收入和旅游收入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由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形式不同而造成的。第四,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对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农户家庭的收入提高都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逐渐增大;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是低收入农户家庭收入提高的唯一影响因素;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农户家庭收入提高的影响因素较多,其中是否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并不能显著提高高收入农户家庭的收入。第五,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后,参与户将更多劳动力配置在国家公园打工,减少了在农业和林业上的劳动力投入,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度下降,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比显著上升、人均经营性收入占比显著下降,收入结构与未参与户相比有较大的差异。第六,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后,参与户家庭之间的基尼系数被拉大;未参与户中部分农户家庭也通过外出打工、种植香蕉、橡胶、茶叶等方式增加了收入,拉大了农户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说明旅游发展会导致农户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加剧,但却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反映出来的现象是:虽然旅游发展拉大了参与户家庭之间的基尼系数,但是由于未参与户家庭之间的基尼系数也在增大,所以农户对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发展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负面意见。第七,从主观角度来看,农户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增收绩效评价结果不理想。参与户显著优于未参与户,但是未参与户中也有将近30%的农户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增收绩效的主观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满意,说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也间接增加了部分未参与户的家庭收入,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增收绩效主观评价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户主的个人素质以及能够便利获得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