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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2年来，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7％的淡水资源、4％的石油资源，推动占世界21％人口的城市化进程，特别随着我国城市化加快，工业化提升，产业化升级，国际化迈进，耕地绝对量减少的更是“触目惊心”，合理利用土地与有效保护资源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政府土地征收与农民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由于土地问题与中国的宏观问题密切相关，将土地问题的研究放置于一个大的宏观背景下来进行，可能更有助于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思路。随着2009年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出现了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政府之所以能主导投资过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掌握土地资源配置的权利，并且不适当地行使了这种权利。在现行宏观经济环境和政治制度安排下所形成的激励机制扭曲了政府的行为目标函数，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收益和政治利益最大化，内在具有追求财政收入增长、彰显政绩的强烈冲动，外在具有经济发展“不进则退”，干部考核“唯GDP是举”的考核压力，地方政府通过配置土地资源结构、区域、时序、重点、产业，实施经营城市战略，由于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政府在土地市场上通过对土地资源的所有权垄断，影响土地价格，干预配置途径，追求财政收益，甚至采取失范行为以求土地收益最大化，并由此引发大量土地问题。当一种政府失范行为屡屡发生、频频出现时，制度既没有使政府按制度设置，依法遵规行政而收益，也没有使政府未按制度设置，采取失范行为而受处罚，这种反向刺激作用，促使政府失范行为在土地征收行为过程中愈演愈烈。
本文假设制度设置上存在问题是政府行为示范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运用公共选择理论，说明政府作为“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行为动机，如果这种行为动机不受限制和约束，其行为结果将导致政府失范行为出现。政府作为制度制定者，其行为虽然也受制度制约，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政府可能制定了一种与实际不符的低效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安排会对政府行为产生约束力衰减和反向刺激作用，从而促使政府的“经济人”行为动机转化为失范行为。基于宏观制度环境所存在的反向激励问题和微观土地制度安排中所存在的制度约束不足是政府行为失范的制度原因，两者结合就是当前政府土地征收行为失范的制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