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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变化在一国经济生活中具有前提和先导作用。物价变动及其成因直接反应了一国某一历史阶段内的经济与民生问题。因此，研究和分析物价的变化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1946-1950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内战以决定由谁执政，最终大陆易手，新中国建立。研究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北京物价的变迁、民生状况及各方应对之策，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细密梳理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档案、统计资料、报刊、日记、地方志、口述资料等各类史料，以历史学实证研究为基础，同时运用了经济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技术，寓理于述，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系统探讨1946-1950年的北京的物价与社会问题。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为解释大陆易手提供一个物价史的观察视角，而且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政策的选择提供一个历史的考察角度。 本文的“引言”部分为“抗日战争结束时北平的社会经济”。经过日军的八年殖民统治，北京这座文化名城、消费城市变得日趋没落。抗战结束时的北京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存在较强的价格刚性，地方财力薄弱，已经不复帝都时代的辉煌。这样困窘的社会经济环境，既是国民政府接管以及重新主政北京必须面对的现实，又是本文研究1946-1950北京的物价与社会问题的考察支点。 第一章为“1946-1948年北平物价的飞速上涨”。本部分以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编制的大量统计数据为基础，以报刊资料、时人日记等资料为补充，从物价指数、生活用品月平均价格、批发零售价格、上涨周期等方面全面描绘北京的物价走势，兼及货币体系的通货膨胀、价格传导机制的效力等。这三年中，北京物价历经了“温和上涨”、“急剧上涨”、“奔腾上涨”等具有时段特征的变化，整体呈现出全面飞速上涨的走势。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后发现，北京的物价具有较强的城市间联动性，受上海、天津等金融中心、港口城市的物价变动影响极大，但由于政府物价调控力度的不一致、地区资源禀赋的不同，其涨幅居于全国前列。 第二章为“1946-1948年北平物价上涨的原因”。本部分研究表明，1946-1948年北京物价的上涨，既有国民政府发行天量货币、游资猖獗投机等全国共性原因，又有物流逐渐被阻绝造成物资匮乏的地方性原因。 第三章为“1946-1948年物价上涨阴影下的北平社会”。本部分将当时北京的物价与社会图景连接起来进行考察，从物价上涨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社会问题的出现、此起彼伏的“反饥饿”斗争三方面研究物价阴影下的北平民生。首先，本部分利用各类生活指数表分析北京的居民收入、物价上涨与生活水平之间的数量变化，揭示出市民不安定的心理图景。其次，本部分描绘出物价上涨所造成的工商业凋敝、失业增加、囤积抢购风潮和“房荒”等社会问题，并从理论上考察消费者预期、政府公信力变化等问题。第三，本部分力图反映北京各阶层对物价上涨的各种反抗模式，特别是波澜壮阔的高校师生“反饥饿”斗争。 第四章为“国民政府北平当局对物价的调控”。本部分的研究主要围绕国民政府北平当局对物价的调控及其成效展开。为调控物价，北平市政府采取了完善物价统计机制、加强对行会组织的控制和利用、厉行节约、粮食调配、建立平价管理机构、管制物资与监督价格、积极开展各类救济等措施。然而，由于调控政策存在结构性问题、中央与地方政策的不协调和战争因素的影响，北平市政府的物价调控政策收效不大。 第五章为“北京解放初期对物价上涨的成功平抑”。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北京物价在短暂稳定之后随即出了四次较大涨风，主要由历史因素形成的物资短缺，奸商兴风作浪、加剧物价波动，输入性的物价上涨，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货币发行量过大等原因造成。北京解放后，新中国即将成立，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在这个承前启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人民政府采取了强政府弱市场的物价调控政策，加强物资供应、加大对黑市打击力度、重建人民币货币体系、建立国营事业主导的市场新秩序，尤其是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后，北京乃至全国的物价逐渐转为稳定。 基于对1946-1950年北京的物价、民生及调控成效的研究与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货币政策稳定是物价稳定的基础。货币政策的稳定与否，不仅是物价涨落的关键原因，也是一系列经济措施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2)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共同造成高物价。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缺口，只能通过物价上涨弥合。(3)物价与民生息息相关。物价问题是深入解读民生含义，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一把钥匙，因此，它不仅是国共政权易手过程中的指标性现象，更是成因之一。 本文认为，物价及其引起的社会图景只是一种现象，背后有更多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基于此，本文对1946-1950年北京物价与社会关系的更深理解是:(1)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度环境的改变对平抑物价起了重要作用。某些同样的物价调控措施，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没有取得实效，在北京解放后却取得了成功，这不能不归因于人民政府的廉洁、高效与朝气蓬勃。(2)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价格具有历史合理性。对北京解放初期平抑物价的措施，以及随后建立的计划价格体系，应视之为新政权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从全局观念出发解决经济问题的结果，是对有中国特色经济和社会管理经验的积累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