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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秦汉社会既是中国传统礼教的形成阶段,也是女性伦理规范的逐步发展完备期,这个历史阶段奠定了中国传统女性特质之基础。本文将以两周秦汉这一较长时间段为考察范围,从社会思想与观念对现实女性建构的角度,对礼教的形成及礼教通过何种方式、何种途径影响现实女性等做一宏观考察,以探索这一时期思想要求与现实女性行为表现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周礼”中许多与女性相关的礼制是建立在周民族习俗和政治经验之上的,如异姓婚制、媒妁婚、嫡庶制度以及反对“牝鸡司晨”的思想等。这些形成于周民族文化之上的“周礼”,随着周部族的对外扩张和征服,进而影响了广大的“分封”地区。经过西周两百多年各部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周礼”逐步成为中原诸国贵族阶层之思想共识。但通过对西周传世典籍及出土文献的考察可知,西周女性并非处于严格的礼制要求之下,“周礼”对女性的影响力极为有限,春秋社会出现的大量女性“非礼”行为不是由于“礼崩乐坏”造成的结果,而是对西周女性行为的延续。“周礼”在东周时代已经成为中原诸国贵族阶层之思想共识,但对现实女性却并没有起到很好建构效果。从文献来看,“礼”对东周女性的建构结果是：“礼”成为部分贵族女性自觉遵守的规则,但大多数女性行为与礼制要求相差甚远,这表明以“礼”建构女性具有着极大的局限性,“礼”缺乏对社会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其原因在于：“周礼”对非周民族影响力有限;“周礼”本身强调的是贵族之间的等级尊卑,因此对非贵族阶层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东周社会“礼崩乐坏”造成“礼”的权威性、神圣性受到极大的挑战,中断了以“礼”建构女性之进程；最重要的是“周礼”在理论建构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这必然会造成以“礼”建构女性的失败。“周礼”到了春秋时代已经不能对社会形成有效的控制,社会亟待形成新的文化体系来取代“礼”。战国诸子争鸣的本质就是为形成新的文化体系做准备,诸子为“礼”寻找施行依据,并发展了“礼”的实质与内容,他们之间的学术辩论促进了社会女性理论水平的提高。儒家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得到了长足发展,进而形成了自身的女性理论。秦帝国在统一天下后,面临着社会秩序重建的艰巨任务,其中包括人伦秩序的重建。推行社会主流女性观的具体措施包括：在刻石中体现国家政权所希望的男女两性秩序；以《秦律》对女性行为进行约束；对不符合男权社会风俗进行整肃(迫害赘婿)；开以国家名义表彰贞女之先河。这些措施突出体现了秦帝国以法立国之本质,为后世社会建构女性提供了政治实践经验。政治力量开始参与到建构女性的过程中,这与两周时代仅在思想领域强调“礼”不同,开启了社会思想建构女性的历史新阶段。汉初以黄老学说为政治指导思想,但黄老学说在理论方面却疏于对人伦秩序的建设。与此同时,儒家学说吸取政治教训,积极融合利于政治统治的各派学说思想,将过于理想化的先秦儒学改造成利于与政治结合的新儒学。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得儒家思想最终取代黄老学说,为儒家女性理论建构女性提供了政治支持。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从理论上来说,完成了从战国儒家女性“三从”到“夫为妻纲”的理论建设。同时将儒家“女教”思想贯彻到儒家典籍经义的阐释中去。汉代“女教”思想大大加强了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这表现在“妇无二适之义”、“七去”、“三不去”、“女子不二天”等教化被儒家强调与提倡上。刘向《列女传》、班昭《女诫》的出现标志着儒家女性思想朝通俗化、独立化方向发展,特别是《列女传》将学术化的儒家女性理论具体到一个个女性榜样之上,以教化故事的形式发挥了极大的宣传功能。儒家女性思想建设方面的完备与统一,为女性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政治力量对社会女性建构的参与,促使汉代社会形成了上至国家、下至基层的社会教化系统：国家法律伦常化、以政府名义对贞妇进行表彰：国家官吏对儒家女性观念的倡导,及对地方女性榜样的表彰；“三老”向基层社会推行教化；社会舆论对女性行为的影响与纠正等等。这些因素使得儒家女性观对女性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汉代特别是东汉女性行为的儒家化趋势表明,儒家思想对社会女性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已经大大加强。由于思想对社会整体女性的建构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汉代还处于儒家思想对女性的初步建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