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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后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于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于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于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于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后，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 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后，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后，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系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后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出了一份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后，“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历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 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团，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 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后，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