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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符》是郭沫若六部抗战历史剧中的第三部,由《史记》中的《信陵君列传》改编而成,写如姬为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它应时代的洪流而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虎符》接受的政治色彩逐渐变淡,着重点逐渐转移到艺术本身,内涵也愈加丰富,逐渐确立了其经典地位。《虎符》的接受情况,表现在改编(包括作者自己的修改)、演出、研究等多方面,且阶段性比较明显。由其接受情况的特点来看,可以将其分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十七年建设时期和粉碎“四人帮”以后四个阶段。本文除去引言和结语,正文部分将按照这四个阶段分为四章,每章再从演出、剧本研究、改编等入手分为小节,阐述每个阶段《虎符》的接受情况和变化,了解背后的原因,并结合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抗战时期,《虎符》的接受与当时中国的政局联系密切,政治性较强。演出地点主要集中在国共两党的政府所在地重庆和延安。在重庆进行的首演是此阶段影响最大的一次演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剧本研究很少,只是在“把人当成人”的主题和主要人物形象研究方面进行了初探。团结抗日的首要性,使得《虎符》中隐含的对国民党的批判在此时并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是刻意回避。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虎符》中批判国民党的因素引起人们重视,这在演出、改编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1947年祖国北工剧团在京津两地的演出和1948年文化大会堂的演出是此阶段影响较大的两次演出,地域扩大到北京、天津以及石家庄等地。郭沫若对剧本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修改,将剧本里面的暗射对象进一步丑化。在这两个阶段里,《虎符》的接受情况存在着共性,整体呈现演出为主、研究为辅的状态。十七年建设时期,仍然以演出为主,研究为辅,且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只是此时的政治性是对《虎符》故事的借用,脱离了郭沫若创作《虎符》的初衷。重要的演出有用以支持抗美援朝的《信陵公子》的演出,人艺为配合文化建设借鉴戏曲因素进行的民族化探索,东风剧团带有“反修反霸”意味的豫剧演出等。演出地域进一步扩大,甚至传到国外。剧本方面,郭沫若又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改,重点放在语言的口语化方面。研究进一步拓展,和前期的探索一起为后面研究的多元化做了铺垫。粉碎“四人帮”以后,《虎符》的接受重心转向研究领域,呈现研究为主、演出为辅的状态。演出和研究的侧重点,也由对其所蕴含意义的挖掘向艺术本身偏移,且政治性削弱。演出的目的以纪念性和对经典的演绎为主,研究呈现多元化状态。其中的教育意义也得到大力发掘,包括其中形象、精神的美育作用以及蕴含的文史知识等。《虎符》是一部时代性极强的作品,在整个接受历程中,表现出了其极强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