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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文革”的结束，政治的变革，导致了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发生了相应的调整。这一时期文学界出现了大规模的“争鸣”，许多有争议的作品、刊物成为当代文学史关注的重点。而由于“争鸣”的发生，使得这一时期新的文学秩序得以重建。“双百”方针是当时从政治层面上自上而下地提出，也得到了文学界热烈的响应。本文选取三个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和三部重要的有争议作品作为个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转型之于这一时期发生文学“争鸣”有何意义，以及“争鸣”背后的文学秩序重建过程中有多少非文学的因素参与其中。 这一时期之所以发生文学“争鸣”，是因为产生了“争鸣”的社会环境。相对于“十七年文学”，那时候虽然也有争论，但是“争鸣”的环境却并不存在。原因在于主流文化不允许对一些核心命题提出质疑，目的是要维护这些核心命题的真理地位。而新时期之所以出现了这个环境，一是文革失败，核心命题难以维持其真理地位;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舆论环境与十七年已有很大不同;三是主张探索，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这些因素都使“争鸣”成为一种历史的可能。 在研究对象上，本文所选择的三个文学刊物和三部有争议作品都具有代表性。《文艺报》与《时代的报告》之间的博弈，实际上是“解放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而《作品与争鸣》所呈现出来的“正统”、“另类”、“温和”的多样面孔，则是与自身“争鸣”的最好证明，恰恰说明了其内在的矛盾性。《晚霞消失的时候》、《人啊，人！》、《班主任》则从不同角度回到了当时“争鸣”的现场。由于对文学想象标准与限度的不同，本来属于“伤痕”文学范畴中的《晚霞消失的时候》，超越了“揭露”这一界限而上升到对宗教的追求而遭到批判;《人啊，人》则是因为社会转型而导致的作者角色转换在新文学秩序中遭受了拒绝、非难直至被文学秩序接受的作品;《班主任》则是在主流文化中得到保护而力排众议的作品，但仍然摆脱不了历史的重评。所有这些“争鸣”现象，都在证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争鸣史始终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一直处在持续的博弈中，这实际上是一个斗争的过程，各种力量的此消彼涨造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秩序的动态性。 在文献资料的利用上，本文尽量回到历史的细部。刊物、传记、书信、回忆录、访谈录都是极其重要的材料。通过打捞这些历史的碎片，重新弥合完整的“历史故事”。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并没有从“争鸣”的角度给予关注。那么，本文以“争鸣”作为一个原点，辐射出八十年代文学史的相关问题，是一个整体性的考察。这样有利于呈现出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争鸣”的完整的脉络，填补文学史中有关“争鸣史”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