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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是当代中国民众利益表达的一个比较直接的途径,而进京上访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利益表达方式。“进京上访”,即俗称的“告御状”,意指民众、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反映的问题在基层政府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直接以走访的形式到北京,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或法机关反映情况,提出申诉,寄希望引起国家最高机关或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以便向基层政府施加压力,尽快解决问题的活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纠纷日益增多,给现行信访制度在功能结构上带来了极大压力。本文以进京上访为研究对象,通过政治学、行政学的研究视角,通过剖析进京上访的现状以及深层次原因,揭示信访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来改革、完善当前的制度,对于信访制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中的改革发展具有较为突出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本文以天津市H区为例,对信访特别是进京上访这一现象,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H区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日渐突出,信访工作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其中民众集体上访问题也逐渐引人关注。此外,信访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要重新界定信访功能,规范信访的范围,使信访回归到下情上达、了解信息、转交信件的最初定位,尽可能限制信访在案件实体处理方面的功能,将各类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剥离至司法救济渠道。 目前,做好信访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要通过创新和处置进京上访的工作机制,减少民众进京上访,要树立现代政府理念,畅通信访渠道,化解积案,避免新案,建立特殊问题解决基金,加大化解社会矛盾的力度。同时,还要落实责任追究制。 我国社会矛盾总体上仍处于多发阶段,新型社会管理格局正在快速构建。积极稳妥发展第三部门,有利于通过温和的利益表达来公正、理性地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可以培育一个民众参与的、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有利于促进善治的实现。今后,可以通过培育民众社会,逐步转向以人大为主导的信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