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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考论元代科举及其与士人文风之间的关系。全文分为九章。第一章总结前人研究,简单回顾唐、宋科举的历史。第二章对元代科举制度特点进行辨析。认为左、右榜,四等人分卷制在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同时,客观上也有优待内解,调停南北的功能。同时,元代规定以“程、朱为主”,但“科举标准”并不完整,比较重视经典本身。元代科举考试另一个特点是对辞章的重视。这个特点表明朱熹对元代科举影响局限在明经考试中。元代科举政策是当时“辞章派”和“理学派”不同意见的折中,它反映出“道文合一”思潮的强大影响力。王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本文根据“丁酉诏令”,认为在判断“戊戌选试”性质时,应该区分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及其执行者耶律楚材的个人意图。这是第三章的主要内容。第四、五两章系统考述了元代乡试、会试、殿试考试制度以及举子在此过程中的活动。认为元代乡试在一定程度上是沿袭唐、宋发解试中以有司为主导的传统；而聘任馆阁官员和地方大儒作为考官、同考官的做法则被明、清继承。元代殿试考试地点在翰林院,皇帝并不亲临其事；进士及第后庆贺活动的规格和规模也不及前代。蒙古最高统治者对汉地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疏离,正反映出元代科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地位。元代考试制度是在总结宋、金,尤其宋代制度的基础上简化而成。并由此奠定了明、清两代制度规模。第六章首先考察了三场中的经义、古赋、策论出题答题的情况。认为元代经义出题严格遵守朱子《贡举私议》禁止断章关题的意见。答题则基本延续南宋程式化的十段文,即所谓“张庭坚体”。这就使南宋十段文到明清八股文形成一个延续的发展过程。元代古赋的出题并不太偏,但对题目不加说明,也不许请题,所以有一定难度。答题则趋向程式化,以模仿骚体古赋为主。第三场策问有针对时事、不避时忌的特点,对策则多切直。科举考试决定科举教育。本章第二节考述元代科举停废期间和恢复以后科举教育的情况。并特别考察了科举教育中对作文之法的教学,由此探讨科举教育对文学的影响,认为“唐宋八大家”的谱系是在科举影响下于元代正式形成的。第七章首先简单回顾了元代初期南北方文学的一般状况。此后,围绕着北游南人这个群体,认为元代中期形成平易雅正的文风不仅是南人理学修养的外在表现,同时它还是南人游士的干进文风,和艰难环境中的自处之道。此后,南人在馆阁占据主文的地位,其所主张的文风随之成为元代的馆阁文风。至于这次交替原因,本文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汉人、南人仕途不同而导致的不同选择。在第八章中,馆阁文风最终落实在科举考试上。本章内容围绕乡试考官群体展开,首先考证、列举考官五十余人,认为南人馆阁官员是元代乡试考官的关键主导群体。正是他们倡导平易雅正的馆阁文风,并通过科举使这一文风风行天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散文还有宗秦、汉的倾向。这种倾向分南北两派。北派以质实为特点。南派以浙东学者为主,吴莱、宋濂是其代表,有战国辩士之风。此派发展的结果是元末散文诸子化的特点,成为元代散文创作的最高峰。本文最后一章讨论元代中期以后诗歌创作与科举的关系。认为虞集等元诗四大家提倡“雅正”的“盛世之音”,与散文提倡雅正平易同出一辙,都受到科举的强烈影响。不过,此后诗歌的发展趋势却与散文不同。部分蒙古、色目人“华化”,加入元代诗歌创作的队伍,其心态与南人游士异趣,更注重诗歌的新鲜感。而科举的实行,也使士人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加上其它一系列因素,使得元代后期士子普遍具有独立自由的个性,诗歌创作上呈现出在宗唐基础上百花齐放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