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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中外关系时代，以条约为纽带，中外关系在趋向畸形中不断发展。近代中外条约不仅包括具有强烈殖民色彩的政治条约，更囊括了具备深重侵略性质的通商条约，甚至有时通商条约影响更为深远。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多个通商条约、条款。而伴随条约关系的发展，商约关系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商约观也逐渐得以形成和完善。晚清时期，清政府内外人员对于商约的认识一开始较为模糊，后逐渐开始清晰。直至清末十年间，随着中外关系格局的新变化以及国际法、条约认识等理论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并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直接机缘，清末商约交涉广泛展开。商约观在实践交涉中日益趋向成熟，基本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体系，并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不断深化的条约认识为基础，清末商约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性。清末商约观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对商约名称、性质、范围等基本形态方面的认识，以及对商约修订方针策略和商约影响等方面的认识。同时，以商约具体内容为对象，对“裁厘加税”、最惠国条款、内河行船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就构成了清末商约观的核心内容。其中以“裁厘加税”为重，在不断深化拓展传统商约认识的基础上，也开始注意对商约新内容的总结，如矿务章程、公司合股和知识产权等问题。
晚清中外商约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它反映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对外观念的发展，包括接受新的观念；同时也揭示了列强的强权政治和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特别是到清末时期，商约观的内涵全面拓展。由于受到阶级历史局限性等因素影响，清政府人员和非政府人员对商约的认识又出现了某些异同，清末商约观的这种官民对比也进一步完善了商约观的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