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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重建儒学实际上是在抗佛批佛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而佛学的优势是以空寂心性论为基础的见性成佛理论。所以，二程重建儒学的重心必然是由心性论、修养论、圣人观构成的儒学成圣学，即至圣人之学。《孟子》作为先秦讨论心性论问题的重要经典，必然是二程的重要理论源泉。所以，讨论二程如何通过诠释《孟子》以重建儒学新说正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二程所做的第一个努力是对《孟子》的心性论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解释。二程对《孟子》的平面化人性论深感不满。所以他们深入解析《孟子》的性、仁、心，通过新的疏解诠释论证将“性”天理化，使“人性”上通天理，从而使“人性”具有本体特性。而由于“仁”、“心”与“性”的通同性，所以在将“性”本体化的过程中也必然要将“仁”、“心”做出本体化的解释。当然，在程颢、程颐诠释《孟子》心性论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程颢将“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涵含于“生之谓性”一个命题之中，笼统地说一元人性；而程颐则较明确地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人性论的特点十分显著。
由于将“人性”本体化了，所以《孟子》以“求放心”为主的修养论就不能适合二程的学术新体系。所以二程通过对《孟子》“求放心”、“养浩然之气”等理论的新诠释改变了其在《孟子》中的原有意蕴，进而构建了他们以“体性”为重点的修养论。他们还对《孟子》中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进行了重点讨论。他们将其分别解释为日常的行事方法和居常修行养气方法，但他们分别通过引入“识仁”、“敬”而赋予《孟子》的养气以体悟“性体”的特征。
二程诠解《孟子》的过程中对《孟子》的圣人观也做出富有特点的新解释。二程倾向于以“天理”来要求圣人，所以圣人必须是尽体天理人道的完人。因此他们对《孟子》中“圣人有类”、“圣人有过”等说法提出修正，并以“时”校圣人，从而为修道者提供了一个更为理想的终极追求。
二程通过对《孟子》的重新解释构建了本体心性论，同时也构建了更为繁杂的修养工夫论，创造了更为理性化的圣人境界，从而总体上重建了儒学的至圣人之学。二程的这种努力为宋明道学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