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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土地非农化规模也越来越大。土地非农化是保证城市化过程顺利推进的空间表现，是土地资源配置的过程，也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本文从土地非农化的特征、驱动因素入手，着重分析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收益分配格局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土地使用者、农民集体以及农民家庭(农户)五个主体的行为态度，在此基础上，基于效率与公平标准，以案例为特定研究对象，对现有收益分配格局合理性进行评价，指出实现合理分配需要制度创新。
(1)利用统计数据及遥感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我国土地非农化的基本特征与驱动因素。我国土地非农化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从时间方面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土地非农化速度加快，这一过程主要开始于1984年以后；从空间分布看，新增城市用地占用耕地集中分布在我国东部平原及沿海地区。通过定性分析指出，土地非农化驱动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人口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利益以及制度因素，同时以河北省为例建立计量模型加以验证。
(2)总结我国土地制度演进过程，指出不同制度安排下土地非农化途径的差异，并对土地非农化的关键制度——土地征收制度做了详细论述。通过对现有土地非农化制度分析表明：现有法律制度清楚的界定了土地所有权，但对于土地转让权的界定存在模糊与矛盾，这直接影响到土地非农化收益分配格局。
(3)鉴于利益驱动是土地非农化重要驱动因素，本文以河北省涿州市为例，通过大量案例，详细分析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土地非农化收益分配格局。根据对涿州市土地征收和土地供应的案例分析得出：第一，1992年以来，公共设施用地多采用划拨方式供地，其他用地一般采用出让方式，且以协议出让方式为主，拍卖、挂牌或招标方式出让较少；土地出让价格与征收价格差异显著，土地非农化收益明显；出让方式不同其价格差异较大，而出让价格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征收价格的不同，招标、挂牌、拍卖方式的出让、征收价格较高，协议方式价格低，而采取划拨方式供地，征收价格最低；供应后用途不同，征收、出让价格也不同，其收益高低依次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旅游用地＞工业用地与公共设施用地。第二，现有土地非农化收益分配格局为：农民个人得到9.93％，农民集体得到4.46％，市(含镇)政府得到30.5％，市级以上政府得到10.6％，土地使用者得到44.51％。由此可知，在现有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个人及集体所得收益占比例最小，地方政府是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重要受益者，土地使用者是最大受益者。
(4)通过案例区问卷调查，对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行为态度进行研究。土地非农化的参与主体主要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集体，农户及土地使用者，不同的参与主体有不同的行为态度。以涿州市为案例，选取典型村落，主要针对村干部(农民集体代言人)和农户进行实地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第一，土地非农化对当地和个人会带来一些好处，同时也有一定坏处；第二，土地非农化的主要问题集中反映在征地补偿与安置方式上，大部分农民认为现有补偿低，与6万元的补偿预期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表示最希望的安置方式是解决失地后的就业问题。近一半的农民对补偿费在村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分配表示不满。第三，通过Logistic计量分析得出，种植业收入，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及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对农民征地意愿有重要影响。
(5)基于效率和公平标准，对现有土地非农化收益分配格局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检验评价。构建了由预期收益实现度作为判断收益分配公平与否的指标，尝试用其检验了农民、政府、土地使用者对土地非农化收益分配的满意度。理论分析和检验评价的结果表明，现有的土地非农化收益分配存在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缺失，而分配不公通常表现为农民利益受损。同时指出现有收益分配格局是现有制度安排下多方博弈的结果，要改变这种格局达到合理需要制度创新。
(6)在对各国(地区)经验借鉴及中国现有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土地非农化收益合理分配的制度创新。合理的收益分配有赖于完善的产权制度保障，其中，完整而清晰界定的土地转让权对土地非农化有序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完善集体土地转让权为目标，土地非农化制度应重点从三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将国家征收土地的权力有效地限制在“公共利益”上，且应该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按市价给予补偿；非“公共利益”的土地非农化要引入市场机制，由农民和土地需求者直接协商交易。第二，发展、规范集体土地转用市场。第三，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土地非农化制度的创新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