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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其中一项重要议题便是高管激励问题。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身兼“经济人”和“政治人”双重身份,意味着其不仅具有谋求晋升的角色期望,也必然体现出决策行为差异。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政治及经济动机不仅驱动了政治晋升激励对于公司价值正向和负面效应的猜想,也引发了国有企业“做大”或是“做强”的讨论。论文以锦标赛理论、管理激励理论、高阶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等为基础进行理论推演,通过文献回顾找出已有研究的不足,构建逻辑框架。已有文献很少关注政治晋升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本文选择业务多元化和技术创新投入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高管决策行为,探讨其是否发挥中介作用。同时选取制度环境、金字塔层级、高管既有任期、是否央企等调节变量,从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层面情境探究政治晋升激励影响高管决策行为的边界条件。此外还对如何协同配置以货币薪酬、股权激励为主的显性激励方式和以政治晋升为代表的隐性激励方式进而实现高管激励约束相容进行了探讨。选取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初始考察对象,在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基础上,通过上市公司年报和相关网站手动搜集样本上市公司董事长具体职位变更去向,最终获得1978个高管变更数据。其中,发生政治晋升的高管样本354个,并对配对的控制组样本进行筛选后得到备选样本782个。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通过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计算,采取最邻近匹配法进行1比1配对并计算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平均处理效应(ATT)。随后,在配对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对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公司绩效间关系、高管决策行为的中介效应、不同情境因素对于政治晋升激励与高管决策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此外,在进一步分析中,对高管政治晋升激励、薪酬激励、股权激励间的相互关系及对于公司价值的交互效应进行了检验;同时还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潜在负面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验证。最后通过更换样本配对方式、变量测度方式、调节效应验证方式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有利于提升短期业绩,但会损害公司长期绩效。首先,体制内的政治晋升不仅意味着收入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权力、成就感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因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天然具有政治晋升诉求。其次,经济绩效是高管晋升的重要指标,高管有动机为提升公司业绩付诸努力进而助推其政治前途。再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双重身份”和具有多层控制链条的金字塔型国企集团为高管政治晋升提供了空间和条件。然而,政治晋升激励还可能存在潜在的负面效应,损害公司长期绩效,并且存在一定的时滞性。本文分别以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为被解释变量,通过PSM检验和回归分析证实,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一方面与公司短期绩效显著正相关,但也存在损害长期价值的负面效应。(2)当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机会较高时,实施业务多元化的可能性较大,而技术创新投入较少。同时,业务多元化在政治晋升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快速做大”的多元化扩张不仅会成为政府考虑擢升高管时的有利政绩,还能有效帮助国有企业完成其社会政策负担,为高管政治晋升增添砝码。此外,国有企业集团多元化战略的实施能够通过构建内部市场帮助优化资源配置、分散经营风险、发挥协同效应等,进而提升公司价值。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也有更强烈的动机和更便利的渠道利用信息、资金和政策扶持等资源为多元化的实施提供保障。本文研究发现,多元化的开展是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提升公司短期绩效的一条路径。而技术创新往往具有投入高、风险大、周期长、见效慢等特征,容易造成短期业绩压力,因此面临政治晋升机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进行技术创新投入的动机通常不足。(3)不同情境因素对政治晋升激励与高管决策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公司业务多元化间的正向关系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越明显,与技术创新投入间的负向关系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越不明显。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府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行政干预越严重,也更可能推动企业实行多元化经营以承担更多的社会政策性负担。同时,资源配置效率、公司透明度、产权保护水平等也相对较低,不利于国有控股公司开展技术创新活动。金字塔层级相对较多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公司技术创新投入间的负向关系更不明显。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金字塔层级的适度延长降低了政府行政干预程度,削弱了高管的政治动机,有利于企业提高决策权和经营活力,开展更多的技术创新活动。地方国企较之央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业务多元化间的正向关系更明显,与技术创新投入间的负向关系也更明显。国务院国资委与地方政府国资委相比,监管立场更为独立、效率也更高,加之央企规模大、受关注程度高等原因,因此央企高管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可能性相对更高。而地方政府与地方国企间联系更为广泛,高管有更强的动机进行多元化投资以达成政商“双赢”。(4)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发挥交互作用,且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作为“准官员”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具有天然的政治诉求,当面临较高的晋升机会时,薪酬激励的效果会被减弱。同时“限薪令”使得高管薪酬激励的渠道受到抑制,会转而依赖政治晋升等替代性方式。此外,面临噪音的国企高管绩效考核有时难以准确反映其工作业绩及努力程度,而采用相对评价机制的政治晋升激励更易实施,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薪酬激励的不足。论文创新点主要包括:(1)发现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于公司短期及长期绩效的不同作用及政治晋升激励与薪酬激励间的替代关系。(2)验证了业务多元化对于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公司绩效间关系发挥的中介作用,揭示了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机制。(3)分别考察并识别了制度环境对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业务多元化间关系、金字塔层级对政治晋升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及央企与地方国企中高管决策行为的差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