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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声理论研究是阐释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一种微观、纵深、精细的研究,它与中国传统诗乐合、离的更迭发展流变关系颇大。诗声即诗歌的声音,以声律为主,其形成主要在声韵、节奏、字法、句法、章法、体式等六个层面,并主要呈现为自然之声和人为之声。明代诗声理论丰富,明人将诗学与哲学、美学等联系起来,从声气关系、声义关系、声情关系、声形关系等几个方面来展开讨论,使明代诗声理论既有回归传统诗学的倾向、又进一步发展至诗学之很高境界——神韵。总之,明代的诗声理论及与之相应的诗歌创作实践均颇有特色与价值。笔者首先从历时的角度对明代诗声繁盛的状况及原因进行了认真考察,继而从零散、冗杂的明代诗学材料中抽绎出一些主要命题以个案的方式来窥探明代诗声理论的大体状貌,最后探讨了明代诗声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诗学成就。本文的引论首先确定了本命题的研究范围,从以明代诗声理论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著作、涉及明代诗声理论的著作、论文等三个方面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取得的学术研究成绩,继而简论了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以及价值与意义。本文第一章首先从先秦至魏晋、隋唐、宋元、明代和清代等四个阶段梳理了各时期诗声理论的发展情况。通过历时考察指出,明代是中国诗学史上诗声理论最繁盛的时代。同时,考察了明代诗学有如此繁盛的诗声理论的七个原因：一是中国诗乐合一传统的审美诉求；二是以诗声为策略修正宋代以理为诗背景下的诗乐分离；三是郑樵诗以声为用观念的影响；四是元代音乐文学的影响；五是明代礼乐教化的政治导引；六是明代通俗娱乐文化的逗引；七是诗学家对声情练达的唐音的自觉学习、实践与理论总结。唐诗的声音是明人学习的重要对象,整理唐诗就成了明人的第一要务。经元转明的杨士弘,其唐诗选本《唐音》提供了这种可能且完成了这一工作,其从树立标杆的角度强调唐诗的正统地位,提出“审音律之正变”。继之而来的高棅编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表达出“以声选诗”的理念,同时提出了衡量诗歌声音的标准“声律纯完”。两位选者均强调了诗歌的声音并为唐诗的经典化路程作出了铺砖缀玉的成绩。同在明初的李东阳从传统价值观的角度提出诗教与乐教沟通的必要性,并更准确地表达出“以声衡诗”、“以声辨体”的具体方法。这是本文第二章的内容。本文第三章讨论以声调为核心的复古诗论。前后七子及其余绪把杨士弘、高棅、李东阳的诗学理论具体化,进一步提出“格调”范畴,并有“真诗乃在民间”、“求声调”、“体格声调”等观点或提法,这些讨论虽然重在强调格与调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把追求诗歌的声调作为诗学的重要命题。如谢榛讨论了求声调的过程：择韵、调韵、审音等,并把“四关”作为衡量诗歌声音美听与否的标准。另外,胡应麟与许学夷以声气、体制格调、唐体来总结、提升前人的复古诗论,从诗声的角度回归中国重质的诗学传统。晚明郝敬的“诗主声”说、陆时雍的“神韵”说、王夫之的“诗乐理一”说,三者皆以明代前中期的复古诗论为批判对象,本文第四章就集中探讨此三家的诗声理论。郝敬的“诗主声”是最耀眼的明代诗声理论,其将明代诗声理论重声的讨论归向强调声音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诗主声”表明了这个时代诗声理论的核心话题和论争方向；陆时雍将诗歌分为可见的词调、不可见的神韵,并通过微、无的方式将格、调、境融而为“绝去形容、独标真素”的神韵意境。在此过程中,陆氏通过推崇以声色、声律为重要特点的六朝诗歌来贬低唐诗的地位,进而达到批判前后七子的目的；王夫之从比较诗、乐审美机理的角度出发,发现诗歌声音之感、和、情的价值和诗乐之韵谐、度雅、微发、穆耳协心共同的评价标准。其中,“声情”是王夫之诗学中突出声音价值的重要范畴,是其“诗乐理一”说的内在构成之第五章分析了明人非常关注的有关诗声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声气关系、声义关系、声情关系与声形关系以及明代诗声呈现的自然之声与人为之声。另外,在以上对明代诗声理论认真梳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明代诗声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诗主声”——强调声音在诗歌构成要素中的突出价值；二是“求声调”——使声调包括的内容更加具体,且将体格、声气等与声调结合起来阐述拓宽了(比单纯从声调来鉴赏)诗歌的鉴赏维度；三是“诗乐理一”——在沟通诗乐关系的基础上探讨诗歌与音乐的共同机制。结语概括了全文关于明代诗声理论的研究,勾勒了明代诗声理论研究的主要脉络和发展线索,并归结了其中的一些基本规律、研究重点和突出的问题,同时说明了明代诗声理论在中国诗声理论史上的地位以及其对于中国诗学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