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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城乡统筹都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学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理论逻辑一般为：既然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那么就应该围绕着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来进行一系列研究，所以大部分学者基本上是从“提供什么，怎样提供”这一思路来进行分析的。这种含有供给者主动作为的分析思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依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在公共产品市场上，产品的成本和收益不具有精确的对应关系，消费者行为和供给者行为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较之私人产品市场要复杂得多。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行为决策的问题，而其他因素的影响也是通过影响需求和供给主体的行为实现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农民(需求主体)常常隐藏自身的需求偏好，而在追求上级机构(包括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和辖区内部居民和选民支持最大化的作用下，政府官员(供给主体)却往往倾向提供一些对自身政绩有好处的工程，这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越发突出。因此，要解决现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中面临的问题，关键在于认识和把握农民和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行为决策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只有把这些背后的因素研究清楚了，才能建立政府和农民最优激励机制，使政府与农民在行为选择过程中，达到社会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
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行为分析理论、公共财政理论等为指导，将农民和政府的行为决策纳入农村公共产品分析的基本框№架中，综合运用比较法、图表法、归纳演绎法、回归分析、协整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和政府特性、行为目标、行为决策以及其行为选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这不仅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全文共由三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包括1——2章。主要介绍了全文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思路和方法，综述了近几十年来，国内外有关公共产品特别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文献知，研究范围涉及农村公共支出作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供给效率、供求均衡等多方面。但已有的研究，大都是基于某一侧面进行的，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农村公共产品行为主体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部分包括3——6章。这是全文的核心，该部分首先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剖析了需求和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和政府行为分析的一般框架。在一般分析框架下，先后基于农民和政府的层面对行为主体特性、行为目标、行为决策及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以村庄为个案对中国特殊区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期总结规律，为类似地方提供经验借鉴。
第三部分，即第7章。本部分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了全文的一般结论，并提出了优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若干对策建议，包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领域、需求表达机制的完善、决策机制的完善、农民和政府行为的引导、激励与监督等。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
(1)研究视角上。本研究将农民和政府的行为决策纳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分析框架中，从供给者和需求者行为出发解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和效率低下的原因，就本人掌握的文献看，尚未发现有学者从以上思路与视角来研究农村公共产品的。(2)研究内容上，本文构建了农民和政府行为分析的一般框架，从农民和政府特性分析出发，分别就二者的行为目标、行为决策及其行为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农民和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行为决策的基本特点和规律，研究内容上有所突破。(3)研究观点上。本文在实证研究中，构建了农民公共需求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因素测评模型，同时基于7大区域农业产出空间差异以及农民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对政府农村公共支出绩效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农民的社会特征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不可忽视；政府治理水平显著正向地影响了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农业常规投入变量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有所减弱，公共投资变量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有所增加等观点，有一定的新颖性。(4)研究方法上。本文将面板数据分析以及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方法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实证分析中，同时引入或有评价(contingentvaluation method，简称C V method)等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通过设计问卷，对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个案进行系统研究，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研究表明，尽管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制度和非制度环境)，农民的行为选择有所不同，但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作用下，农民都有隐瞒自身真实偏好的倾向。当农民不能有效地将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偏好表露出来时，供给者就难以确切的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农村公共产品，从而可能在“自上而下”公共产品供给中将自己的偏好加于农民头上，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
(2)为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官员会采取两种行为：总量支出最大化和显性支出最大化。总量支出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但也可能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的恶化；在显性支出最大化行为目标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在进行供给决策时，通常会优先城市公共产品提供，优先周期短、见效快的公共产品提供，优先政绩工程的提供。
(3)就农民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因素看，收入水平对农民公共产品的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民公共产品需求又一重要因素；农民的社会特征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不可忽视；城市化水平对农民公共产品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乡储蓄余额对农民公共产品需求却具有显著正向的拉动作用。
(4)就政府农村公共支出的影响因素而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支撑了中国农村公共支出的增长；政府治理水平显著正向地影响了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城乡储蓄存款、进出口总额、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公共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化的推进也将对农村公共支出产生负面的影响。
(5)在特殊条件的限制下，西藏农牧区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依赖大大高于其他省区。一些在其他省区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由政府和市场一起提供的产品，在西藏则由于难以排他和缺乏竞争性变成了纯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财政出资完成；而一些原本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由个人提供的产品，在西藏则成了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扶持。从杰德秀居委会的调查情况看，基于农牧民的偏好，杰德秀居委会应优先发提供人畜清洁饮水、农业灾害防治、农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文化设施建设、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等农村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