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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已经陷入长达五年的低迷格局，而且至今还没有结束的迹象。面对股市的低迷困境，国内很多学者分别从投资者非理性、国有上市公司由于治理机制缺失所导致的自生能力缺乏等微观层面出发，探讨股市困局产生的原因。而从中国股票市场现行政府规制体系制度性缺陷的角度进行系统论述的文献并不多见。对于股票市场的规制问题，政府决策层、甚至包括很多学者在内，首当其冲考虑的是政府规制，而对市场自身和产业的自我规制重视不够。因而系统研究股票市场的自我规制和政府规制，并探究两者的协调与分工问题，对于推进一国股票市场的规范和发展，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文以中国股票市场规制问题为主线，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规制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系统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产业自我规制和政府规制之间的协调与分工问题。本文首先从中国目前宏观经济高速增长、上市公司资产收益率不断提高，政府决策层利好消息频繁出台条件下的股市困局出发，详细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现行政府规制体系的制度性缺陷。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政府规制的目标及其选择。面对股票市场失灵，首先研究了产业自我规制的作用机制、优缺点，并结合美国股票市场产业自我规制体系长期演化过程，论述其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启示意义，并且具体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产业自我规制的现状。其次，研究了股票市场政府规制的效果以及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规制者的规制”，以防止股票市场的政府失灵和政府规制“掠夺之手”的存在。最后，本文结合世界范围内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造的浪潮，研究了在公司制交易所条件下，中国股票市场政府规制当局和自我规制组织之间的职能分工和监管协作关系的建构问题。 世界各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都表明，产业自我规制是一国股票市场规范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证券交易所等市场中介组织在履行其自我规制职能的时候，会面临利益冲突、规则执行软弱以及卡特尔等问题，尤其是当交易所从非盈利的、会员制交易所转向盈利性的、公司制交易所的条件下，自我规制组织所面临的利益冲突问题愈益严重。但政府规制也并非完美无缺，政府规制者与被规制对象之间同样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规制者还有可能被规制对象俘获，尤其当考虑到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理论和“掠夺之手”理论模型的时候，决不能将解决股票市场失灵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政府规制者身上;而且现有的文献并不能提供支持政府规制效率的有力结论。也正由于此，本文在系统分析股票市场自我规制和政府规制各自优势和局限性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单纯的自我规制，还是单纯的政府规制，都无法解决股票市场的失灵问题，唯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和优势，建立起自我规制和政府规制之间协调与分工的良性互动局面，才能共同推动一国股票市场的规范和发展。从实践来看，美国股票市场在经历长期自然演化过程之后，逐步形成了目前在政府规制架构下接纳自我规制的成熟的规制体系;英国股票市场也在1986年金融服务业法案通过以后，改变其原先自律监管的传统，坚定地转向了在法制框架下接纳自我规制。这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股票市场的规制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它们有着严格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法律，有着一整套证券市场规制与监管的法律框架，还有一个特立独行的超越于市场各方参与者利益之外的独立的规制与监管当局，此外还有一个组织良好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自我规制组织体系。然而，当再把眼光转移到中国股票市场现实土壤上的时候，发现两者之间可谓大相径庭，甚至根本是两回事。由于中国股票市场建立初期的特殊体制背景，为了满足政府向国有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的政策偏好，政府利用其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股票市场政府规制体系。这样一种规制体系，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证券交易所等市场中介组织的履行自我规制功能的制度空间，并且使政府深陷股市危局中不能自拔，造成股票市场制度性风险的不断累积和扩大，这是中国股票市场困境产生的重要制度性根源。因而，本文的研究认为，要改变中国股票市场上的这种低效率状态，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从股票市场的过度规制中解脱出来，将绝大多数市场规制职能移交给证券交易所等自我规制组织，并且保持政府对自我规制组织的监督和管理，建立起中国股票市场自我规制和政府规制的良好协调与分工局面，共同推动中国股票市场的规范和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为自我规制组织的成长创造必要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1)在对交易所进行公司化改造的基础上，奠定证券交易所及其会员单位的明晰产权主体地位;(2)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完善交易所等自我规制组织的外在竞争环境。与此同时，政府还必须在对国有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交易所进行规范产权改造的基础上，扮演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于各方市场参与者利益的规制者和投资者守护神的角色，在树立政府规制权威和信誉的同时，着力培育各经济主体的契约意识和法治精神，培育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成熟的金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