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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包括经济振兴、政治振兴、文化振兴、社会振兴和生态文明振兴五位一体。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社会的基本地域单元，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呈现形式，既反映人类生活适应自然环境的长期过程，同时也是反映人类创造其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载体，是作为数千年农业大国的中国在自然环境中生产、生活的印证，其形态、规模及其演变趋势必然会对国家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重庆市地处地形复杂的西南丘陵山区，地势起伏较大且海拔差异显著，造成其居民点布局分散，规模形态不一，在其独特地形地貌的基础上，探究微观村域尺度的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与分布特征，深入研究农村居民点演变的驱动机制，不仅为土地利用规划及其上位规划的制定和调控提供决策依据，推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同时也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因此，本文以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虎头村作为西南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演变及驱动机制的研究案例，选取国家和重庆市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重大政策调整的时间节点，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PRA)对虎头村进行实地调研和入户半结构访谈，建立虎头村1997年以来4个时点的集农户地块空间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为一体的“农户-居民点”数据库。通过对虎头村20年来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过程与特征的深入分析，探索村域居民点用地的演变规律，并揭示不同时段居民点演变的主导驱动因素，构建其村域和农户层面的内在驱动机制并提出相应调控措施及建议。得到结论如下： （1）西南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演变特征分析表明：1997-2016年间虎头村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长了5.8830hm2，年均增长率达到1.63%，其扩展规模和速度随时间变化呈持续增长趋势；农村居民点斑块二维空间形态趋向于不规则形态，空间结构方面呈现出由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发展。随着村域居民点用地规模的不断扩大，虎头村农村居民点斑块景观优势度持续下降，而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指数有所提升，说明农村居民点的景观异质性在时间尺度上进一步显现。 （2）不同类型农户居民点演变特征分析表明：虎头村农户可划分为传统农户、专业种植与养殖户、本地经营与服务型农户、半工半农型农户、非农农户5类农户，其中半工半农型农户所占比例最大，专业种植与养殖户所占比例最小。传统农户户均用地面积较小，房屋闲置比例最低，房屋生土结构所占比例较大且以1层为主，居住功能占比较大，房屋形态相对松散和粗放；专业种植与养殖户户均用地面积最大，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最复杂，房屋以砖混2层结构为主，居民点生产功能的用地需求较大；本地经营与服务型农户户均用地面积较大，房屋闲置比例较低，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最趋向于规整的方形，房屋以砖混2层结构为主，主宅用地面积最小，生产用地面积较大，房屋形态相对紧凑和集约；半工半农型农户得到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较趋向于规整的方形，房屋以砖混结构为主，其服务功能在各类农户中所占比例最高。非农农户户均用地面积最小，房屋废弃比例最高，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较复杂，1层木结构类型房屋分布数量较多，居住功能占比较大，房屋形态更为松散和粗放；从区位选择上看，大部分农户农村居民点均分布在在距离公路2-150m范围内。 （3）西南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因素中，坡度因子和高程因子是自然地理条件中驱动新增农村居民点面积增长的主要负向驱动力，普遍存在坡度值和高程值越低区域，新增居民点分布越多，面积越大；而坡向因子可能更多地与当地风俗等人文因子共同作用于农村居民点选址过程。社会经济因素中，总人口增长和劳动力数量增长在时间尺度上对新增农村居民点面积影响较为复杂，农户数量因子与人均收入的增长因子是影响新增农村居民点面积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交通区位因素在1997-2013时期对虎头村新增居民点的负向影响较大，新增居民点主要分布于公路周边。 从农户层面上看，改善居住条件、扩大住房面积成为农户经济收入水平提高后所产生的共性需求，因而新增居民点面积普遍偏大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虎头村不同类型农户新修房屋结构、层数呈现出“趋同化和立体化”的演变趋势，新增居民点用地的利用水平由粗放到更为集约型转变。20年来除专业种植与养殖户，其余4类农户的新增居民点的居住功能所占比例均表现为逐年上升趋势，其居民点的生产功能随着不同的农户生计类型产生不同程度的分异。 （4）针对虎头村农村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提出了强化西南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调控措施及建议，包括以下3方面：统筹村域相关发展规划，引导村域土地合理利用；加强用地保障，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以农户分化为导向，深化乡村宅基地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