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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与深入,现代性的自反性及其风险迫使我们不得不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进行反思与批判。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言,不可能重复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需要一种更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社会理论。
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知识建制,社会理论不仅作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为现代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保障;而且形成了一套独立于具体社会科学的知识形态。社会理论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哲学,而是在总体上对现代社会世界进行系统地抽象、阐释与批判,由此介入社会实践过程。因此,社会理论不仅是现代性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现代性发展的矫正仪。批判现代性、规范现代性与重构现代性,离不开社会理论的视角。
由马克思主义所开启的批判性社会理论,将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引向历史的深处。它既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现代性批判,也是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批判,并以其全面性与深刻性实现了对其它社会理论的批判、整合与超越。它所强调的是,社会研究不应仅仅提供关于社会世界的原始记录,不应仅仅满足于建立一套理解和说明社会现象的命题系统,甚至为现实的社会秩序进行辩护;真正的社会研究应该批判地对待现存秩序,实现知识解放、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
现实中并不缺乏批判的话语,也不缺乏以批判性为特征的社会理论。但是,在一些试图否定一切的激进的理论那里,它们由于缺乏对“可能性”的探讨而拒斥一切积极的理论构想与改革实践,并由此陷入彻底的悲观与绝望而丧失了批判的意义。对于批判性社会理论而言,批判性必须与可能性结合起来。可能性,意味着一种对未来的希望、一种积极的价值理想,一种合理的知识方案和实践行动。围绕着可能性而展开的批判,旨在为社会提供希望,为公众提供信心,为理论提供想象力,为实践提供动力。
本论文试图以可能性概念为统摄,对批判性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性质与现实使命进行较为系统地探索与研究。批判性社会理论的可能性包含理论的可能性与实践的可能性两个方面。论文选取实践—生存论的方法与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作为主要研究路径。论文以“人的生存—知识—社会政治实践”为框架,试图通过探讨批判性社会理论的生存基础、价值理想、知识方案、修辞策略与社会政治实践等层面的可能性,搭建一种现代性社会理论的理论平台,从而有利于我们的实践选择。
论文认为,“批判”包含社会批判与知识批判两方面内容,批判性社会理论由此呈现为一种二阶社会理论,即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理论自身的批判。这就意味着,如果社会理论试图对现代性进行诊断与治疗,那么就必须先行地对自身的认识结构与知识建制进行反思与批判。这种二阶逻辑使得批判性社会理论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不再局限于社会理论的某一流派或范式,而是展现为更加广阔的理论空间。
在第二、三章中,以实践—生存论为主要理论依据,论文认为,批判性社会理论的可能性首先源于人的生存实践的事实性与必要性。必须从人的生存实践出发,反思“人为什么要批判”。人是面向未来的存在。批判源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否定性与超越性。不能开启希望的批判不是真正的批判。批判性社会理论以知识解放、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作为价值理想,并由此克服了实证主义社会理论与解释性社会理论的方法论缺憾与保守倾向。
在第四、五、六章中,论文试图借鉴现代西方哲学从“语言学转向”再到“政治哲学转向”的历史进路,沿着从“知识批判”到“修辞批判”再到“社会政治实践批判”的思路,对批判性社会理论“在知识学意义上的可能性”,“在语言学意义上的可能性”,以及“在社会政治实践中的可能性”分别进行探讨。
论文认为,在自反性现代性阶段,知识风险与社会风险相伴而生。面对着知识的自反性困境,公共性,不仅为知识批判提供规范性标准,而且预设了主导知识批判与知识对话的公共理性,并为批判开启可能的公共空间。由此,批判必须展现为公共批判。只有真正的共识成为可能,批判才有意义。共识依赖对话,理论的表达需要修辞。修辞策略的意义在于帮助批判性社会理论克服自身话语的独断论倾向,使理论积极地面向公众、引导公众,从而更好地发扬理论的启蒙与教化功能。知识批判与实践批判不可分割。批判性社会理论只有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现实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批判性与可能性的实现方式,民主的意义在于“以公共性拒绝独断论”,“以共识探究真理”,“以社会制约权力”,“以共同责任承担风险”。但是,政治解放并不能代替社会解放。
批判性社会理论通过重建理论与公众的联系,实现批判性与公共性的结合。批判性社会理论只有将自身塑造为一种道德和政治力量,才能够促进社会团结,并为社会的内在超越提供希望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