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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普遍存在于任何具体的社会形态。社会矛盾是农民起义的逻辑起点。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看，政权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考察政治稳定状况须立足于社会矛盾。农村是中国社会的治理性根基，更须关注其社会矛盾形态及政治后果。
本文选取的是广西金田村——这个在19世纪中期发生过金田起义并拉开太平天国运动序幕的历史名村，并以金田起义为鉴，以个案的方法着重分析新世纪以来该村的社会矛盾表现在哪些方面、是如何呈现的、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以探析该村的社会矛盾是否会引发似农民起义类的大规模反抗性事件。
本文认为，昔日“起义村”是因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激化，社会矛盾无法调和而致。今日“起义村”依然存在各种社会矛盾，但因各种解构因素的存在而得以分化、消解，村庄政治呈现动态稳定的发展趋势，褪去了“起义村”的历史色彩。具体而言，昔日“起义村”是基于中国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村庄社会矛盾的集聚化、尖锐化致使其演变为对抗性社会矛盾形态，农民起义亦因此引燃;新世纪以来，就今日“起义村”的社会矛盾分化情况而言，在农民外出务工浪潮的裹挟下，部分社会矛盾转移至村庄外部，同时，更为关注自身利益的思想观念的萌生促使村民之间呈现分散的状态，村庄社会矛盾亦更为多元化而非集聚化。就其消解情况而言，层级式维稳机制及村委干部人情化治理手段使得村庄社会矛盾处于可调和状态，诸如土地矛盾虽未彻底消失，但其给村民带来的法治观念及乡村基层政权的人本治理理念又为新旧矛盾的可控性加大了筹码。总之，今日“起义村”社会矛盾的分化与消解促使其整体上呈现为非对抗社会矛盾形态，亦不可能引发似农民起义类的大规模反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