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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新闻”的具体实践主要包含三个面向:组织层面、内容层面和社会运动层面。这三个面向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具体案例,分别从“公民新闻”平台的运作模式、“公民新闻”文本的叙事类型、“公民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这三个维度考察台湾“公民新闻”的实践应用。经分析,本研究认为:在组织实践层面,不同经营模式的“公民新闻”媒体基于组织结构和专业规范的考虑,采取了差异化的公民参与方式。其中,公共模式下的“公民新闻”实践最为彻底,而商业/独立模式因资金、规模受限,“公民新闻”更多作为一种补充或“点缀”。但无论哪种运作模式,传统的新闻“守门”机制依然存在,只是以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如.:编辑部透过“精选推荐”等功能传达或强化平台的立场与价值判断。此外,“公民新闻”会表现出与所属平台相符合的特质,某种程度上是平台稳固运作的结果。在内容实践层面,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公民新闻”是民众参与公共表达、建构社会意义的重要机制。通过分析“大埔征地事件”,本文认为在冲突性事件中,“公民新闻”报道大致存在两种诉求:情感诉求和利益诉求,而这两种诉求分别通过建构受难叙事和对抗叙事来实现。受难叙事诉诸情感,获取社会支持;对抗叙事建构“我群”正义,进行社会动员。应警惕,“公民新闻”中非理性的情绪表达、利益诉求容易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民粹主义形成“共谋”。在社会实践层面,台湾的社会运动始终与各种政治力量纠结在一起,没有形成独立于政治领域的公共领域,体现了台湾“公民社会”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在此社会脉络下,“公民新闻”作为一种媒介力量进入社会运动场域,一方面推动了“政治民主”、社会进步,但另一方面,受岛内“蓝绿”意识形态、“左翼思潮”影响,“公民新闻”有被政治力量利用以谋求政治资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