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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史学家和理学的先驱人物。他将理学贯穿于史学之中,把知古明道作为治史根本,并以《春秋》要义作为撰史法则,其治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欧阳修的史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是极其重要的。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他对客户历史的认识和关于史学工作方面的认识。因此,本文以欧阳修的传世著述《欧阳文忠公集》和《新五代史》为依据,选取学者论及尚浅的三个重要方面,对其史学思想进行新的探讨,这对拓展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研究内容和深化中国史学思想的内涵是极为重要的。一、欧阳修的古今思想,主要包括治乱由民的兴亡观、以古非今的鉴戒观和时移备异的变通观三个方面。欧阳修以明史正道为己任,从古今层面,对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王朝的兴亡皆是由人事决定的,与天道无关,并主张君主要德被八方,应人道以治万民;北宋在仁宗当政时进入了极盛时代,统治阶级生活糜乱,盛世背后危机四伏。欧阳修在著作中借古喻今,劝诫统治者要远离女色,辨明弄臣,同时吸取前代骄兵悍将乱国的教训,抑止武将;欧阳修师古但不拘泥古制,其思想具有“常中有变”特点。即在坚持儒家思想的前提下,因时而变以解决实际问题。欧阳修时移备异的变通观,主要体现在重释正统论和革新史法论两个方面。北宋立国后,“五德终始”不能证明其继承的正统性,为此欧阳修以《春秋》为依据,根据实际需要,重释正统。欧阳修变通性还体现在对史书体例的革新,他不拘古法,对史书编撰有新的理解,其史法更切合实际需要,对后世影响深远。二、欧阳修的经世思想,主要包括宣扬名教的礼法观、正名定分的君臣观和匡弊图治的救世观三个方面。欧阳修以儒家思想为信念,从礼义的角度,揭示了佛教兴起的原因,并批判了佛教的虚伪,提出了以重振儒家礼教,来消弭佛教思想泛滥的解决方案。同时,欧阳修的排佛思想较之韩愈的排佛思想相对温和,但战斗力却远大于韩愈,深受后世儒生推崇;欧阳修眼中五代十国是“礼崩乐坏”的极乱时代,无君臣,无父子,无夫妇,道德沦丧,不知礼义廉耻是何物。由此,他十分重视社会道德建设,重申四维,以稳定社会秩序;欧阳修希望通过正名定分的方式,明确为君、为臣的之职责,有效的进行社会治理。同时,认为国泰民安还需要君臣和衷,二者齐心合力共谋天下;欧阳修所处时代,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内有民变,外有夷狄,君臣乏力。作为革新派的一员,他不畏权贵和守旧派的打压,多次上书皇帝,并从多个方面论述社会的弊端,针砭时弊,恳请皇帝关注社会问题,励精图治。三、欧阳修的民族思想,主要包括尊夏卑夷的轻夷观、备兵戍边的御夷观和恩威并济的治夷观三个方面。欧阳修以崇汉为根本,从尊王方面,对当时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但作为传统的儒学家,其内心深处仍然坚持尊夏卑夷的民族认识,认为汉族在文化等方面远远优于其他民族。他仍称其他民族为蛮夷,认为蛮夷不知礼,无信义,多狡诈,其思想具有大汉民族主义的特点;面对契丹、西夏等民族政权,欧阳修主张对西夏用兵,并主张采取积极地防御政策,来抵抗契丹和西夏的侵扰。针对宋仁宗的软弱,他积极上书,陈明利害,认为只有备兵练战,才能使夷狄不敢窥探“中国”;欧阳修认为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要采取恩威并济方法,以彰显宋朝天威,凸显中原文化的优越性,从而达到怀化四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