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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主要针对苏轼、辛弃疾词作中对于《世说新语》典故的移用展开论述，考虑到苏轼、辛弃疾作为读者与作者的双重身份，论文将着眼点主要放在《世说新语》的影响接受研究上，这里涉及到影响——接受——创作(改写)一系列的环节，可以说，在苏轼之前，《世说新语》就已经被诗人广泛征引，用在诗歌、散文等文体的创作实践中，但在词中却还是少见，苏轼的以诗为词，大胆引用古代典籍入词，是具有开创作用的。到辛弃疾已经成为洋洋大观，《世说新语》的影响接近高潮，论文主要就是要探讨这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背后一些深层的影响接受的原因。
论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世说新语》自身的思想、艺术方面的巨大魅力进行简略的分析，主要围绕《世说新语》与宋代词人的关系展开论述。主要从《世说新语》思想、艺术的吸引力，宋代文化、印刷业的发达，古籍整理的全面开展，藏书家与文人的交流，士人心态的变化诸方面作一剖解，这些因素构成了《世说新语》在宋词中接受的文化环境。第二部分主要就苏、辛引用《世说新语》的一些异同点进行辨析比较，从引用数量、人生经历、性格差异、文化渊源等方面加以比较，此外，对典故这一词作一符合本文立意的诠释。第三部分从内部入手，即就文学创作的主领域如创作主体人格建构、审美趣味的吸引趋同等方面开掘，试图发现接受的内部需要。
通过研究发现：用典这一普泛存在的文学现象决非“掉书袋”的讥评即可穷解的，它是一种贯穿着历史记忆和个人回忆的文学创作现象与实践，这里面涉及到“隐语”写作、社会角色转换、影响的焦虑与突破、士人心态的变化等许多问题，由现实到历史到审美的文学，词人政治人生的失意却化成了审美精神的丰富，这是值得继续挖掘钻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