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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研究作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宁夏，其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背景、自然与人文条件、基本动力与压力、主要路径与机制，而论述的重点则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合作化、工业产业布局的集聚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借助对外开放合作促进宁夏经济转型发展等四个方面。 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本文认为，经济转型的根本含义在于，当前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力发展之间具有不相适应的矛盾，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就必须调整生产组织的形式和结构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职能和文化传统。而包括农业合作组织的创新，工业产业的集聚化，政府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以及依托民族文化资源扩大对外开放等等，均应纳入经济转型的视野中来理解和把握。 创新农业合作组织，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解决自然经济条件下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与开放竞争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有效地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费用。如果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视域中来看的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对平均主义的集体经济的反拨，是对于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化理解的突破。但小农经营本身实际上回归了农业封建主义，与现代化、社会化的大生产背道而驰。因此，宁夏南部山区所进行的创新组织形式，推进合作化、规模化和现代化的生产与经营，正是结合中国农业产业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重要一环。 同样地，进行国土资源的空间规划，基于产业的分工与关联，推动宁夏中部平原地区的城市集群，配套联动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也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相较于计划经济时代分散的，以山区为主的工业布局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东部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而言，无疑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崭新实践。 而马克思关于国家的论述既涉及了作为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这一根本性质，同时也包含了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职能这样两个方面。后者在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高度网络化、复杂化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这正是今天宁夏地区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依据。 而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本身就是社会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其进行发掘与转化，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要求，同时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也是作为东方社会的中国，在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演变方面具有不同于西欧的独特性的重要表现，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以及可资利用的资源。依托文化共性，促进中阿合作，正是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宁夏经济转型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这一转型的压力和起因、动力和资源，以及路径和机制。具体而言则涉及非常多复杂的因素。构成其压力和起因的，主要是技术创新、开放市场和国际贸易、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生态环境的约束，而其根本原因则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以及相伴随而来的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增长。而转型的动力系统和可资利用的资源则包括人民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愿望，并具体转化和突出地表现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各种新型合作组织与NGO的兴起、执政党长期执政的期望和压力及其所推动的政府积极作为和政府职能转变、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等等。转型的路径和机制则体现在很多个方面，例如怎样借助开放市场和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产业组织的完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农业合作组织怎样从小规模、低层次到大规模、高层次的演变，政府应该具体承担什么功能和角色，以及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应当怎样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等等。 以上述基本认识为出发点，本文紧密结合宁夏的区情特点展开有关经济转型的论述。文章首先在第一章导论部分梳理了基本的概念和回顾了已有的研究，尤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使命的角度，论述了转型的内涵和意义。第二章讨论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的历史脉络，从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演变的角度，讨论了构成宁夏经济转型现状的基本制度框架，尤其对于宁夏计划经济的兴衰、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及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这实际上是对过去几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进行了重新梳理，由此为今天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本章还讨论了分别基于民间自发的美国“西进运动”和主要基于政府主导的日本“北海道开发”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第三章将关注的视角由历史转入地理，涵盖宁夏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具体论述了宁夏转型的自然禀赋、生态支撑、基础设施和人文资源。以上述时空环境为基础，第四章综合讨论了宁夏转型的动力、压力及其对策。对策部分重点关注了城市积聚效应之于宁夏转型发展的关键性意义。第五、六章则根据宁南山区和中部平原地区各自的特点，分别探讨了农业转型中的合作组织创新以及工业转型中的产业集群布局问题。第七章再从整体上思考宁夏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角色及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以及多主体参与的扶贫开发等问题。第八章探讨了宁夏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如何破题、文化共性如何推动中阿合作，对外开放如何促进转型升级的问题。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的、整体性的视野中，考察了宁夏经济转型的历史论、生态环境论、人文环境论、动力论、压力论、路径论以及主体论（政府、企业与合作组织等主体）。文章采取时间与空间、自然与人文的双重视角、关注西部自身的政治经济传统以及国外的成功经验，注重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的并举，对于宁夏经济转型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论述，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的重点在于，第一，紧扣有关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作用的表述，讨论了市场自发生成作用的基础性地位以及政府指导建构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并以马铃薯合作组织为例，具体考察了宁南山区农业合作组织演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指出在宁夏经济转型中应充分注重生态保护机制的建设，尤其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应警惕污染企业“跳板式内迁”带来的招商引资风险，应加强国土空间规划，促进产业集群，以产业关联为基础建设宁夏中部平原具有民族区域特色的城市群。 第三，结合宁夏回族人口众多的优势，论述了宁夏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大向西开放的新机遇下的具体路径选择，尤其指出借助回族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积极促进中阿之间在各领域的合作，仅仅只是促进宁夏对外开放的一部分，还应充分重视东南亚的穆斯林市场，以及激发民间创业精神和促进国内消费，从而使经济转型发展真正依靠和服务于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满足物质文化需要的根本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