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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史现象。“重写型小说”是对这种恒常性的重写现象考察之后定义的小说类型，指的是以“前文本”为原型，在前文本基础上加工变型的小说。前文本为重写型小说提供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创作素材，重写型小说对前文本既有重复也有改造。重写型小说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深入探讨小说领域被“历史小说”等固有概念遮蔽的重写现象，有助于从新的角度切入历史小说研究等已有阐释框架内左右支绌的一些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与古代重写型小说的最大的区别在于，现代重写型小说与其前文本往往不再共享同一认知模式，重写的观念性因素在这一时期被放大了。重写现象体现出的认知模式转变，其背景正是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转型。而学术转型是认知模式转变中极为重要的一面，联系着小说家看待前文本的方式的变化。
本文按照先秦诸子、中国神话、史乘、希腊神话、宗教典籍(主要是基督教《圣经》)等不同的前文本类型考察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探讨在认知模式转变/学术转型的背景下前文本怎样被重写。在此新的视角下，我们将看到这样的重写现象：想“还原”诸子“真相”却往往更偏离真相，为了“科学”地解释神话而扼杀了丰富的想象力，重写希腊神话却不关心希腊精神，表彰耶稣却将这位基督教的“神”描写成“人”，等等。这样的重写就如同郭沫若批评的透过“反射率不一致的凸凹镜”看问题。在此，现代学术观念就是那面“凸凹镜”。有意味的是，在重写问题上，郭洙若也不自觉地陷入了自己批判的“凸凹镜”陷阱：随着个人学术思想的转变，他笔下重写的人物形象也一再“变形”。在这样的重写中，“解释”压倒“理解”，重写型小说中前文本的声音被压抑、被遮蔽，应有的“对话”往往变成了“独白”。观念成为一柄“两刃之剑”，在锋利地剖开包裹着前文本的陈陈相因之阐释“硬壳”时，重写型小说自身也难免不受戕害。这种压抑前文本的重写倾向呼应了“五四”以降激进的文化风潮，显露出那个时代独有的思想风尚。
既与同时代的重写共享着同样的思想资源，又以敏锐的洞察力、深沉的现实感而超拔于时代的，是鲁迅文化“校雠”式的重写：他以高超纯熟的艺术语言为后人留下一部《故事新编》，举重若轻地在重写过程中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根”与文明弊病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