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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加快高等教育发展,1999年国家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76%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30%,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阶段。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乃至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学生大规模增长带来的巨额建设资金需求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减弱的双重压力下,基于行政政策引导以及高校与银行双方利益契合的情况下,中国高校开创了大规模贷款办学的历史。由此引发的高校过度负债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扩招十年后,中央和部分地方政府陆续开始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工作。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高校会打破收支平衡的预算原则,产生巨额负债和严重的财务危机问题,而政府又为什么要对此负责并出手救助?”实际上,这是一个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问题容易导致公办高校出现过度负债、财务风险、控制权收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严重影响其财务安全、办学效率和持续发展,甚至会导致高等教育格局失衡。如何妥善解决该问题,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事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将影响到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和公共财政改革的顺利实施,还关系到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本文从完全合同和不完全合同理论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公办高校软预算约束现象。研究表明在高校扩招的特殊转型时期里,基于政策性负担外因和控制权收益内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公办高校产生了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然后以规制经济学为基础,讨论了公办高校的棘轮效应和激励机制；最后提出了公办高校软预算约束的治理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第2章分析了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变迁、高校预算管理和贷款状况。公办高校软预算约束主要包括软银行信贷、财政补贴、软税收、内债和拖欠工程款等表现形式。在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力度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完成扩招任务,公办高校依靠贷款开展了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始背负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2)第3章以完全合同理论为研究视角,借鉴DM的动态不一致性理论,构建了公办高校软预算约束问题分析框架。由于沉没成本的影响,容易导致高校投资项目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产生“事前无效,事后有效”的高校软预算约束；然后研究了政策性负担对高校贷款和软预算约束的影响。在高校扩招的特殊转型时期,由于政府从公办高校承担政策性负担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事后补贴成本,因此政府有动机让高校承担政策性负担,这是高校出现过度负债和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根源所在。当高校承担政策性负担时,加强高校贷款审批制度,限制高校的贷款自主权,保持高校适度的软预算约束,对于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3)第4章以不完全合同理论为研究视角,构建了控制权收益与高校软预算约束模型。由于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存在,使得事后有效的再投资条件变成了事后个人有效,导致出现“事前无效,事后也无效”的高校软预算约束现象,并由此加深了高校软预算约束程度。随后,将控制权人的努力分为寻租性努力和生产性努力,私人收益会降低控制权人增加项目投资收益的努力程度。另外,还将私人收益分为物质私人收益、精神私人收益两种类型,精神私人收益增加了控制权人正确行事的激励。(4)第5章以规制经济学为基础,研究政府如何设计最优的激励方案,以诱使不同效率类型的高校选择最优的努力水平。研究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不得不给予高校高额的租金；为了降低这些租金,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就会受到扭曲,偏离了最优的配置而接近低强度的方案。其次,研究了高等教育政策稳定性和棘轮效应的关系,建立了政府和高校之间基于相互信任系统的无穷期棘轮效应模型,得出政府和高校的信任临界点和稳定性条件。研究表明,相互信任系统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政府与高校双方的信念水平,还与贴现因子密切相关;政府提高高等教育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以提高双方相互信任系统实现的可能性,有助于提高政府和高校的收益。(5)第6章总结了高校软预算约束问题的不良后果,并提出了治理公办高校软预算约束的政策性建议。首先是从完善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减轻高校的政策性负担、改革高校预算管理体制、构建高校基建投资项目评审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给出硬化高校预算约束的建议。其次,从降低控制权私人收益影响、优化代理契约、加强政策稳定性等方面,给出健全政府和高校的激励机制的建议。最后,对于转型时期的特定时期和特定情况,高校保持适度的软预算约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