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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是西方理论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俄国革命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把领导权看作是一种革命的政治策略,用来指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葛兰西对领导权进行了改造,他认为领导权不仅表达了领导阶级的利益,还受到从属阶级的接受,成为了社会的“常识”。领导阶层实现领导权的方式,不仅仅限于向从属阶级强制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还通过妥协、协商等方式来取得从属阶级对其领导地位的赞同。英国文化研究的两大研究范式一一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在60年代都遇到了危机。文化主义中的文化还原论和结构主义对个体能动性的排斥,都使得英国左派遭遇了难以容忍和突破的理论困境。英国左翼学者,比如佩里咬德森、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特里·伊格尔顿和托尼·本尼特等开始意识到并努力寻找理论资源以摆脱此困境。正是在社会及理论语境之下,葛兰西理论的意义由此凸显,并在其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英国领导权问题理论谱系。在葛兰西的启发之下,安德森严厉批判了英国社会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合作主义传统,他认为正是英国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合作态度,才使得英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停滞不前。威廉斯在领导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发展观。他将文化分为主导、新兴和残余三个部分,并用“情感结构”来说明新兴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差异以及两者之间的转化问题。威廉斯的“情感结构论”还丰富了戏剧表演论。他指出,戏剧应被视为一种再创作艺术,因此戏剧演员的职能不应限于接近“理想的范本”,还应该有勇气创造出新的情感结构和新的经典。而霍尔则认为二战之后,民族、种族、性别等议题的凸显,逐渐动摇了阶级问题在文化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社会的分化和身份认同的重叠与交叉,使得阶级之间的领导权问题,变成了群体之间的接合问题。由此,阶级问题转换成为了群体问题。文化研究阵营的内部也存在冲突,这主要表现在对文化概念的争议。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安德森认为威廉斯忽略了阶级斗争在文化构建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他提出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霍尔则认为社会正由阶级化演变为无阶级化,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所形成的整体文化只能是一种接合的结果。具体来说,在社会文化领域,领导阶级自身文化的先进性是其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先决条件,但是在文化治理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例如,在新闻传播方面,霍尔发现信息的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完全对应的线性关系。符号的协调性使得编码者对符号的解读在很多时候会偏离编码者的预期。而编码者可以通过对符号的调整来实现“完全明确的传播”的目的。这个过程也是双方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表现。再比如,通过托尼·本尼特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博物馆也不是单纯进行文化保护和展示的场所,领导阶级可以使用博物馆来宣传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强化人民的国家和民族认同,规范公民行为等等,以此来加强自身的领导地位。领导权问题的具体及现实意义还在于,我国传统文化要在世界上取得领导权的地位,就必须要对性别、动物权利等新兴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来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可和赞同。具体到动物权利来说,我国传统的儒家观点对待动物的态度并不为现代人所认可,但是仍然存在可以改进的空间。动物权利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爱护动物群体)的问题。如何通过文化协商,争取到这一数目庞大且在日渐增大的群体的赞同对于领导阶级来说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