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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通过对比研究《水浒传》的两译本,研究社会符号学意义的翻译。《水浒传》中有丰富的社会符号学意义,展现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水浒传》的写作背景是7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通过刻画108将,以及他们的传奇故事,《水浒传》让读者走进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深入品味中国文化。因此,对《水浒传》中社会符号学意义的翻译离不开对文化的掌握,这也给翻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目前《水浒传》共有4个英文译本,本论文将对赛珍珠和登特-杨的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赛译是《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译本,而登译是最新的一个译本。两译本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前者倾向异化而后者倾向归化。为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对比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语言材料。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水浒传》两译本在翻译各种类型的意义时的差异,与此同时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由此总结可以指导社会符号学意义翻译的普遍原则。具体来说,首先,研究《水浒传》中各类意义的翻译具有理论价值。通过对比研究,本论文基于功能对等理论,分析不同翻译方法的效果。由此,总结登特-杨和赛珍珠翻译社会符号学意义的特点。研究表明,在指称意义的翻译中,登特-杨的译本倾向于交际翻译而赛珍珠倾向语义翻译。但是他们并不局限于一种翻译方法,相反,他们针对不同指称意义的特点,调整自己的翻译方法。因为指称意义种类丰富,有各自的特点。在语义意义的翻译中,登特-杨仍更倾向使用交际翻译,而赛珍珠致力于通过语义翻译尽可能地保留中文的语言特点。然而在翻译例如双声叠韵等汉语所特有的语言现象时,登特-杨和赛珍珠纷纷采取语用翻译。语用意义的效果比其语言形式更为重要,因而在很多情况下语用翻译比语义翻译更为恰当,登特-杨和赛珍珠在翻译语用意义时广泛使用语用翻译。然后从赛珍珠的译本中可以看出,她在保留语用效果的前提下,仍旧尽最大的可能通过语义翻译来保留原作的语境意义。其次,本文并不局限于对《水浒传》的讨论,还围绕翻译方法、可译性,探究社会符号学意义翻译的普遍原则。一般而言,普通的指称意义词是可译的,因为他们所指的实体普遍存在于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中。翻译这类词的过程可以简化为利用目标语来表达该实体的过程。对于文化相关的指称意义词,它们可以进一步分为13类,每一类给翻译带来的问题各不相同,其中一些词是不可译的。大部分情况下,言内意义是不可译的。尤其是在语音层面和词汇层面,英汉语的言内意义难以翻译,因为两种语言在这两个层面差异很大。在语音层面,拟声和尾韵都是在英语和汉语中常见的修辞,但由于两个语言在语音层面的巨大差异,拟声和尾韵大多不可译。在词汇层面,析词和移就存在于两种语言中,但它们也往往不可译,因为这两种修辞与所处语言的词汇特点息息相关。语用意义的可译程度介于以上两种意义之间。汉语中自称词以及方言的使用是导致表征意义不可译的主要原因。在翻译表达意义时,其情感内容通常可以在翻译中保留,因为它们在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使用者间是共同的,而这些情感意义的语言内容却未必可以保留。在翻译联想意义时,不同语言使用者可能会从相同的内容中得出不同的关联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使用交际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