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面临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但各项建设都需要测绘工作先行。现代大地测量需要高精度的时间讯号，因此提升授时精度便成了早期一项重点科研任务。本文主要研究的是50、60年代初期授时部门是如何将时号发播精度提高以满足国防建设、测绘等应用部门需要，并最终独立自主地建立起世界时系统的这一过程。研究这一时期的科学工作绕不开当时社会大背景，故本文会将中国授时工作嵌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进行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授时工作的基础是法国传教士于1873年创建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它是一座具有宗教色彩的科研机构。1950年，徐家汇天文台在接管初期时间工作基础比较薄弱，发播的民用时号精度只有±0.01s。1954年徐家汇观象台开始发播可供大地测量应用的BPV时号，但无法满足大地测量的需要。当时中国大地测量最先采用日本发播的时号，后来采用苏联的时号，这对于测绘工作的开展十分不利。1955年国务院将提高授时精度作为一项紧急任务下达给紫金山天文台，该任务在其后1956年的徐家汇观象台“远景规划”中也有所反映，该规划明确提出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将时间发播精度提高到±0.003s。 接到国家任务后，紫金山天文台立即将王绶琯和苗永睿调入徐家汇观象台，国家也对徐台给予财物支持，自1955年起，徐台开始逐步引进当时先进的授时仪器。1956年，徐家汇观象台为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做准备，同时开始了同苏联的密切合作，接受苏联专家的专业指导和仪器援助。1957年，徐家汇观象台将发播的时间讯号精度提高到了±0.001s，达到了测绘部门的精度要求，从而完成了国家任务。在提高授时精度的同时，天文学家也提出了建立综合世界时系统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当时不具备条件，主要的原因就是测时的台站太少，在50年代末中国却仅有徐家汇观象台和紫金山天文台两个台站。 1958年举国上下开展起来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徐家汇观象台内部提出了一系列的“跃进计划”，其中就包括提前建立中国世界时系统。这个计划得到了国家支持，1959年国务院以“185号文件”下达给徐家汇观象台，要求立即开始该项目的研究，以实现中国时间工作的全面独立自主。因此，综合世界时系统的研究与建立实际上是“大跃进”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当时，世界上主要有两个综合世界时系统，国际时间局系统和苏联系统。国际时间局当时有25个台站，后来增加为39个;苏联系统最先是14个，后来增加到18个。1959年，中国在开始建立综合世界时系统时，只有两个台站，6架仪器。在这种情况下，叶叔华等人改进了国际上通用的世界时系统的数学模型，使得中国在观测台站很少的情况下也能得出与国际时间局相媲美的精度，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1965年国家鉴定报告认为“中国的世界时系统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系统之一”。 中国50、60年代的时间工作，极大地受到当时国家建设、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国家科技政策导向、甚至与国家对外关系的影响。提高授时精度的任务缘起于大地测量部门的迫切需要，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也极大地促进了授时工作的开展，之后《国家十二年(1956-1967)天文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更是将授时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其后建立综合世界时系统的任务又受到“大跃进”思潮的冲击得以提前展开。从授时任务的提出、规划、进行、完成再到最终被应用部门采用，每一个环节都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研究50、60年代的授时工作是理解当时科学与社会互动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