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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分析和重建的范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意识形态主导型和学理研究主导型。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脱离了意识形态限制的纯知识行为和脱离了既定知识影响的纯意识形态逻辑几乎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既没有纯粹的学理研究型的分析和重建,也没有纯粹的意识形态型的分析和重建。一种系统理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混合体,以至于我们有时难以在二者之间划一条分明的界限。学理研究与意识形态是相互渗透、相即相入的;分析和重建结论的正确与否,虽然和基本范式之间有相关性,但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总体上来讲,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分析和重建的范式的合法性寓于它们有可能产生的科学后果、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和由诸理论沟通所产生共识之中。埃尔斯特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分析和重建是一种在哲学传统上区别于哈贝马斯而来源于欧美分析哲学的学理研究主导型的分析和重建。这种理论努力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声称把学理性研究而非意识形态重构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但是有时又不自觉地带上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枷锁。埃尔斯特在以学理研究的态度考察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学理内容的同时,忽视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蕴含的价值向度。
埃尔斯特以解释的清晰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为标准,借鉴现代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某些结论和方法,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所依据的方法论进行了分析和重建。这是埃尔斯特整体理论工作的哲学基础。贯穿埃尔斯特理论尝试的一条线索是对马克思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批评和对马克思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构。他推进了对选择行为的研究,认为它们构成了社会行为方式的主体。对于埃尔斯特来说,个体理性选择行为不会被宏观结构的力量,比如生产方式、阶级和上层建筑的限制所取代。由于把社会事件的结果看成是主要由个体选择交互作用而产生的非意向性结果,他在事实上对社会的前景持不可知论的态度。这表明他对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和思想过程基本面貌的论断的否定,对生产力优先性论断的批评。然而,埃尔斯特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方法论非个体主义取向的深刻社会批判意蕴,他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也存在缺陷。
埃尔斯特在柯亨理论的基础上重建了生产力概念。他提出了两个关于生产力外延的重要论点：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作为生产力具有“可被有效控制”的特征,而不具有“可被从法律上宣示所有权”的特征,并且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性质;第二,关系本身不是生产力,但关于物质的劳动关系的知识是生产力,而关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知识不是生产力。关于生产力的内涵,他认为,对于生产关系来说生产力应当是中立的。在考察人口与生产力的关系时,埃尔斯特误读了马克思的有关论断。这种误读的逻辑根源在于,他把马克思的实证性描述、超越性批判和独立的人类学视角进行机械对比,从而把马克思表述上的差别定性为逻辑上的矛盾和混乱。
在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上定位的基础上,埃尔斯特提出了意识形态概念、方法论原则和研究模型。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精神性实体;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应当以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为指导;“过滤模型”则是解决在意识形态产生和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自主性悖论的恰当理论工具。他以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为原则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分析和重建:他把研究的重心从社会制度、阶级和生产方式转向了个体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个体形成意识形态的思维机制。这些机制包括:颠倒、从特定的阶级利益推知普遍的社会利益、以局部的视界推论整体,以及概念的扩张主义。他的观点对于我们从微观的角度研究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问题颇具启发意义。埃尔斯特还重建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他重建了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内涵:以制度为保障的、以自我实现为诉求的、以集体实现为调节原则的消费资料配置正义;重建了马克思的层级正义观:第一个层级是分配正义,它分为两个亚层级:贡献原则和需求原则;第二个层级是人的自我实现正义。但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的著作存在着某些误读。
埃尔斯特坚持国家政权具有概念自主性和解释自主性的观点。他尝试对革命中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只有重构臣民与臣民以及臣民与统治者之间的互动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进程。然而,他忽视了一些社会宏观因素对人的动机的影响以及在革命中杰出领导者的中心性作用,他们有时能促使群众投入到理性或非理性的一致行动中去。
埃尔斯特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没有认识到以下两点：第一,几乎马克思所有的重要命题都包含经验的、批判的和超越性的三重内容;第二,理性选择理论和功能解释并非是完全不相容的,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解答社会的宏观变迁问题,而这两种解释模式可以在功能兼意向框架中统一起来。马克思关键命题的多维性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方法论的非个体主义取向的批评。马克思经常以“隶属于分工”、“隶属于阶级”、“隶属于观念”的用语描述个体,后者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似乎匿名化了。要正确理解“个人”的涵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唯物史观重要思想,就既要看到唯物史观实证的特征,又要领会其批判的维度:“现实中的个人”既是历史的前提,又同时意味着应当也一定会被否定的个人;唯物史观对生产力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描述同时也包含着深刻的对物支配人的现象的批判取向。这种批判取向彰显了唯物史观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另一重要旨趣:强制性的劳动和分工的消失、个人对物的力量的驾驭、个人真正自主性的获得和自由个人联合体的建立等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总的来说,生产方式、阶级和上层建筑等结构性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既是对历史的实证描述性概念,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病症进行诊断和批判的概念。埃尔斯特忽略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概念和命题的多重向度。
由于不同的理论和社会背景,埃尔斯特和马克思重构社会发展机制的理论实践具有重大的差别。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他对异化与剥削的憎恨以及对一个更好社会的渴望所导引。由于认为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一定会被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前景持有乐观的态度。然而,埃尔斯特的理论分析是没有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负载的,它契合于当代市场社会——在其中工具性价值几乎是所有人的最佳选项。他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能够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从阿尔都塞式的含混和结构主义中拯救出来。也许,埃尔斯特忽略了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潜力以及人类在道德、制度和社会规范领域的学习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尔斯特的分析和重建有时表现为物化意识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