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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书写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内容,如同一面包罗万象、异彩纷呈的多棱镜,折射出国家体制与国民精神的变迁历程。从晚清到民国的白话文运动,发生于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之下,在承接传统白话余脉的同时,大量吸收外来词汇和欧化语法,形成一种新的书写形式。一批文化教育精英与国家部门携手,共同致力于现代白话的普及和推广,使其最终取代文言,成为汉族书面语的主流。这个过程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新型国民的塑造,以及中国现代性因素的成长,意义深远,影响长久。白话文体与清末剧烈的政治变动有着密切联系。在改良与革命互相交织、此起彼伏的时代浪潮里,白话报刊、白话传单、白话布告、说唱文学、白话小说等书写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政治舞台上。官方主导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宪政改革、地方自治运动中,它是宣导圣谕、巩固统治的工具；民间有识之士则希望通过白话文字来开启民智、革新社会；活跃于体制外的革命党人,则用它来鼓吹革命、动员民众,争取舆论的支持。可谓各得其所,各便其宜。民国时期白话书写的内容,更明显地反映出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变更。北洋政府阶段的文告宣示了人民主权的国家理念,议会民主的政体形式,捍卫共和的进步信念；白话教科书对中华民国认同的强化,对科学知识的倡导,对新型国民的期待；小学生的作文里流露出求学报国的政治情怀,心系劳苦大众的平民精神,对世风世俗的批判反思；白话体的书信展现的是对民主政治的觉悟,男女平等的伦理精神,追求自主、进步的人生态度。动荡的时局和残酷的战争都不能阻挡中国和中国人走向现代的步伐。民族主义是近代最重要的思潮之一,民族国家是传统王朝体制走向现代国家的必经阶段。在经历清王朝覆灭、民初议会民主政治的失败之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最终以政党国家的形式出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除了两度短暂的合作外,明争暗斗从未停息过,各自以民族革命的唯一合法担当者自居,发动政党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动员。在政党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充斥着舆论空间的政党话语强调服从意识、牺牲精神,压抑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不仅退步到文言话语的表达逻辑,也扭曲了五四思想家对国民启蒙的期许。政党国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合,完善了动员机制,使中华民族走出了丧权辱国的泥淖,却使国民精神背离了健康的轨道。纵观中国近代历史,白话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互为表里,包括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个人权利的实现三大要素。相对于笼统模糊、诗化意象的文言,现代白话可以清晰准确、逻辑条理地进行描述和表达,因而被认为是一种进化的、科学的语言,被赋予正确、应当的涵义；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统一的国语来强化认同、凝聚共识,客观上促进了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从而实现共赢；白话便于普通大众掌握阅读和书写的技能,有利于他们受教育权和表达权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白话取代文言是一种时代的选择,顺应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大趋势。总之,白话书写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具有淋漓尽致的现代气质。它是洞察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变化。从家国到民国再到党国、从儒家思想到政党话语、从等级森严到大众平等、从道德经验到科学理性,这是一个现代思想理念缓缓开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