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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悄然转变：投资和出口占比过大而消费占比过小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供给跟不上需求、供需不匹配则是摆在中国经济增长面前的更大现实问题。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是供给侧四大基本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作为供给侧四大基本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如何加速其优化升级、尽快填补城市优质供给侧就业岗位空缺,自然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重中之重。从建国以来至今,我国的农村劳动力经历了短短数十年更迭变化,在群体内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代际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互联网的普及和农村宗族社会的解构,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环境、家庭氛围、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巨大差异,尤其是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上更是具有现代青年人的普遍共性,因此对这部分群体的市民化意愿研究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四川省六城市733名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随机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明确希望市民化的调查对象占比47.9%,不希望市民化的占比52.1%。简而言之,有超过四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拥有城市居民身份,享受城市居民待遇,而相反却有半数以上的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不愿意转为城市户籍。首先,通过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从个人特质来看,女性(49.2%)希望市民化的可能性高于男性(45.8%)；年龄小者希望市民化的可能性高于年龄稍长者；学历高者希望市民化的可能性高于学历稍低者；工作性质越自由、自主,市民化意愿越强；入城年限越长,市民化意愿越强。因此,女性、年龄较小者、学历较高者、工作性质较自由自主者、入城年限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可能性最大。从生活状况来看,城市生活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夫妻子女均在城市的市民化意愿比夫妻与子女分居两地、夫妻分居两地的市民化意愿强；居住条件越独占、自主市民化意愿越强;子女入学困难越小市民化意愿越强；维权手段越现代化、协助农民工维权的人越多、越亲密市民化意愿越强。从就业状况来看,工作满意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满意度低的强；月均收入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低者强；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没签的市民化意愿强；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未接受的市民化意愿强。其次,通过对各个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个人特质变量中的工作性质、入城年限、年龄、学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而性别这一自变量对中青年农民工的进城决策没有显著影响；生活状况变量中的城市生活满意度、配偶子女居住地、居住条件、子女入学、维权情况均有显著性影响；就业状况变量中的工作满意度、月均收入、签订劳动合同、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均有高显著性影响。再次,通过对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学历、工作性质、城市生活满意度、居住条件、工作满意度、月均收入这六个变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年龄、入城年限、子女入学情况、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有低显著影响；性别、配偶和子女居住地、维权情况、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市民化无显著性影响。也就是说,年龄较小、学历较高、工作性质较自主自由、入城年限较长、城市生活满意度较高、居住条件较自由独占、子女入学困难较少、工作满意度较高、月均收入较高、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高于年龄较大、学历较低、工作性质较被动服从、入城年限较短、城市生活满意度较低、居住条件较拥挤共享、子女入学困难较大、工作满意度较低、月均收入较低、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后本文提出政策性建议：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来促进新生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通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来构建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居住条件的安全感,通过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来坚定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实现个人和家庭梦想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