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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我国生育率的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确定事实的基础上做出了价值判断。全文共分七章。 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的挑战性,指导思想、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材料来源等。 第一章是相关文献回顾,对于与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的生育率的下降后果、生育率下降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低生育率将来的发展趋势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评述。 以上两部分是全文的研究基础和分析背景。 第二章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再研究。 首先,任何没有国家明显生育政策干预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基本属于前者,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在内力作用下的自发下降,人口老龄化进程通常较慢。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后觉”。而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力和内力共同作用下的下降,下降速度较快,生育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有中国特点。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不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下降速度快,而且和国际上很多实行家庭计划的国家相比也快,所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到来,是未富先老。并且中国对于降低人口出生率,最终必然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的道理是明白的,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在人口高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之间,我国政府选择了后者。所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我们自主选择的,是“先知”。另外,在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传统的影响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反过来又成为影响生育率上升的因素,比如,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就业等又会和生育率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于生育率本身发展变化的复杂性,所以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便具有了一定的难度。 其次,死亡率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生育率越高、人口老龄化的年龄标准越低(60+),预期寿命越要提到较高的水平才会促使人口老龄化,生育率越低、人口老龄化的年龄标准越高(65+),预期寿命相对来说提高到较低的水平就能促使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的提高对人口高龄化的影响没有经历先年轻化,再老龄化的过程,预期寿命的任何微弱提高,都会使人口高龄化程度加重。 再次,队列对人口老龄化也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将来较高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较低的高龄化程度都有队列的影响因素,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中也有队列的影响,受以前高出生队列的影响,将来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西班牙高龄化程度却低于一些国家。 第三章从人口学的角度确定生育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事实。 首先,中国将来的老年人口规模是很庞大的,但是生育率的下降还使将来的老年人口减少了,否则,将来的老年人口规模更大,老年人口零增长时间更晚,老年人口达到峰值时的峰值人口更多,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到老年人口零增长时的老年人口惯性增长的时间更长。 其次,中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还比较低,低龄老人所占比重大,将来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高龄老人所占比重相对较大。但生育率的下降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的说法是笼统的,应指明一定时期内是提高的或者说生育率的下降使相应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提前到来,否则,生育率不像目前这样下降,中国也将在2005或2010或更晚一些进入老龄社会,而且从长期来看,将来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会相同甚至超过当前生育率下降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是针对经济发展水平来说高,目前部分和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当的国家的人均GNP远远高于中国。所以如果仅从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发达国家、部分新兴发展中工业国家、部分和中国有竞争实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比并不高;中国的高龄化程度、高龄父母抚养比不但低于老龄化程度远高于中国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工业国家,就是将来和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差无几的美国等国家的人口高龄化程度、高龄父母抚养比也高于中国很多。 再次,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底部人口老龄化快于顶部人口老龄化,201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顶部人口老龄化快于底部人口老龄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非常快,但也不是最快的,日本及新加坡、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家及部分加勒比海国家比中国还要快。而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是阶段性的,2030年以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就慢了。并且如果生育率没有按当前的道路下降,则中国的相应老年人口比例翻番所用时间更短,中国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更快。 第四章从社会经济的视角对生育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作出了价值判断。 首先,生育率下降给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机遇。一方面,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节省了用于新生人口的投资,提高了积累能力,在宏观上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生育率下降还降低了父母因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促进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都有利于老年人口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生育率下降,人口出生的减少,可以把人口投资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从宏观上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含量,增强社会的养老能力;从微观上提高了个人科学文化素质,增强自我养老能力。再有,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使中国在大约2030年之前有一段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如果能够利用好,则会使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再者,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能增加人均资源拥有量,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提高,能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能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得以解决的根本保障。 其次,生育率下降也给人口老龄化提出了挑战。虽然对于子女数量减少是否必然会导致养老经济资源的减少还没有定论,但是子女数量减少会影响养老的照护资源和情感资源的供给已是不争的事实,生育率下降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而且老年人的很多需求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准备好的,建立健全的养老保障和管理体系需要一定的时间,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使社会满足老年人口的各种需求有些困难。再有,“低低组合”和“高高组合”使将来较高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伴随着较高的高龄化程度,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面临的挑战更大。并且中国是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下,解决和其它国家相同程度的老年人口问题,难度可想而知。另外,生育率下降所创造的人口机遇期在不能解决好就业问题的情况下,就会变成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和老年人口问题解决的巨大挑战。 第五章在确定事实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对调整生育率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从单纯的人口比例指标来看,就前半个世纪来说,提高生育率对缓解老龄问题作用不大,而且还会造成人口负担“两头沉”。对缓解后半个世纪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年抚养比来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如果结合少儿人口比例和少儿抚养比指标的提高,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变化来看,就会发现提高生育率对缓解后半个世纪的老龄问题作用也很有限,如果把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这两个被抚养人口的年龄标准提高一点点,提高生育率对缓解老龄问题的作用就更有限。但是如果把宏观政治环境、国际关系、对人的基本生育权的满足都看作是对老龄问题解决的间接作用来看,那么提高生育率对缓解老龄问题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这些方面对老年人口问题的作用最终要通过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中间途径。所以,尽管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却不能反过来再采取提高生育率的办法。解决养老只能靠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障制度的完善。 第六章针对前文的分析结果从人口自身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标本兼治给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在对全文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指出了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