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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现代文化出版史上，延安时期的出版业是一种极具魅力的出版现象。它是在特殊背景、特殊年代下产生的特殊的出版业形态，并发生、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本质和个性。它是现代中国出版史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具有承前启后独特的重要作用。它继承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出版传统，开启了中国出版的崭新时代，奠定了中国当代出版业的基础，为新中国培养了优秀的新闻出版人才，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思想，承接了新中国出版的思想源头，形成了优良的出版传统，影响了新中国当代出版业的走向。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出版事业也是如此，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作为现代中国出版历史重要一环的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出版业，它在形成的路程中充满了曲折，但最终以其特殊的价值和影响力在中共出版史上占据了显赫的地位，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出版史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出版事业的建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35年至1939年可视为延安出版业的初期阶段。因为战争对出版环境的影响以及作者队伍的匮乏，这个阶段的延安出版业基本上还是继承苏区出版事业的形式和内容，政治宣传性远远大于其学术性。虽然第一批知识分子的到来为延安出版业的文艺出版提供了新鲜血液，但仍然未能改变其单纯的政治本质属性。而作为延安出版业初期建构主体的有限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仍是革命战士，其编辑出版活动的目的也是直接配合革命战争的需要，他们并不具备构建出版业整体的力量。1939年至1941年可视为延安出版业建构的繁荣阶段。在这个时期，延安革命根据地有着宽松的民主政治氛围和积极的人才政策，出版业的雏形也初步构建完毕。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和进步文化人士怀着满腔热血和期望奔赴延安。他们的到来，为延安出版业的真正建构和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延安出版业一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文艺类出版物精品纷呈，体现了知识分子独有的个性和现代启蒙意识。但是知识分子的出版诉求与中国共产党和现实革命斗争对出版业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的引导出版业，将出版事业纳入为现实革命服务的轨道，强势的政治力量介入出版业的构建成为了一种必然性。1941年至1948年党中央撤离延安为延安出版事业建构的收缩期。在这个阶段，因为生存环境的异常严峻，延安的出版事业开始有了一定规模的收缩。延安出版事业以《讲话》精神为指导，以服务革命和广大工农兵为方向，大规模的开展知识分子下乡运动和秧歌运动，调整了出版工作方针，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出版体制，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下完成了其本质性的转换，中国共产党的出版事业得以最终确立。随着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这种出版体制也被迅速的推广到全国，也影响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在新世纪的出版环境下，重温当年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技术设备极其落后、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出版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出版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克服重重困难，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开展出版活动的历史，对当下出版事业的体制改革与发展，出版文化的坚守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