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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30年以来，随着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完善，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家庭的生育行为也随之发生了蜕变，生育率水平持续迅速下降，然而我国的人口结构也随之出现了一系列并不平衡的发展变化，出生性别比、尤其是农村出生性别比的一路走高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内部变化特征之一。尽管根据最新年度的统计年鉴数据，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实现六连降，但出生性别比整体高居不下仍然是我国未来亟需解决的人口结构问题之一，失衡的出生性别比不是纯粹的人口议题，还注定会成为社会经济其他部门发展前路的阻碍。在生育政策调整，单独二孩政策初试牛刀的今天，本文实证研究生育政策对于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并进一步衡量不同地区生育政策的差异性对农村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情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宏观数据对我国当前农村出生性别比的整体特征、地区及胎次差异特征进行了分析，对我国农村出生性别比水平有了宏观上的了解。之后通过梳理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脉络，挖掘到了生育政策针对不同民族群体的差异性约束特点，利用这一特点为切入点，在分析生育政策对于出生性别比影响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文章主要借助DID（Difference in difference）等计量方法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针对生育政策对我国农村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以下几个方面结论: (1)以CHNS各省的农村微观住户数据为基础，利用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生育政策上的差异性特点，采用DID方法，文章识别了生育政策对于农村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生育政策的确是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八十年代农村汉族出生性别比变化的78.5％可以由生育政策及其对男孩偏好等因素的激化解释，并且，生育政策的开展也是1990年至今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生育政策对家庭在不同孩次的性别选择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独生子女政策和男孩偏好的双重作用下，很多家庭在第一孩就进行性别选择，这是我国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对于生育二孩的家庭，性别决策更偏向男女双全;对于高孩次的农村家庭，政策的影响强化了男孩偏好，进而导致更为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 (2)为了进一步挖掘汉族样本生育政策差异对于农村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文章利用CHNS的社区数据和微观家庭数据进行匹配，采用描述分析和Logistics模型实证检验了政策间差异，尤其是“一孩半”政策和一孩政策的差异性对于农村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特征。结论主要如下:政策类型和政策的严格程度不同都会对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上的差异，“一孩半”政策相比一孩政策弱化了一胎性别比，却极大强化了二胎的性别比水平，并且，政策越严格的地区，政策对性别比失衡的贡献越突显，此外，本章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最高教育水平和职业分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性别比水平，父母从事公职会强化其在一胎的性别选择。 (3)最后，文章在总结全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生育政策的新调整——“单独二孩”政策进行了探讨，在研究其政策产生背景、必要性以及政策实际影响人群的基础上，对于政策可能产生的对于农村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情况进行了预测和分析，认为该政策理论上有助于削弱“一孩半”政策所导致的农村二胎的性别比失衡现状。并且文章还对于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可行措施进行了政策建议，认为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措施的建设、提升农村地区国民教育水平并继续加快城镇化建设有助于减少生育性别选择，缓解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