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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伊犁地区边务空虚，锡伯人受清朝政府之命西迁至察布查尔屯垦戍边。察布查尔地区北邻伊犁河，南靠乌孙山，西邻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察布查尔地区为锡伯人提供了族群边界的第一道“屏障”——地理边界。到达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人主要生活在伊犁河南岸的河谷地区，被单独编旗，设立锡伯营，锡伯营共分八个牛录，每个牛录都建有城堡，锡伯人有相对独立、封闭的生活空间。八旗制度和锡伯营管理制度为锡伯人提供了族群边界的第二道“屏障”——社会边界。 表面看来，锡伯人所定居区域的地理边界和八旗制下形成的社会边界西迁后的锡伯人保留文化与认同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这两道族群边界强化了新疆锡伯人作为边防军的族群身份和屯垦戍边所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 20世纪上半叶，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相继瓦解后，有关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对盛京老家的思念构成的原乡情感，以及纪念西迁的节日成为锡伯族延续族群身份和价值标准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后，维系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的身份和价值标准不再明确，文化精英通过西迁节大型纪念活动等形式强化了在国家——边疆语境下锡伯族作为边防军后裔的族群身份，提出了以“西迁精神”为标志的价值标准，建构起新的族群边界。因此地理边界、社会边界及族群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新疆锡伯族提供了维系族群文化和认同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