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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译论诞生、发展、成熟于史称“千年译经运动”的佛经翻译事业。在佛经翻译实践中，佛经译者、理论家和批评家吸收利用佛教哲学及美学思想论述翻译理论，建立了能够有效指导翻译实践的、相对自足的翻译理论体系。佛经翻译运动经历了两汉至宋代的发展，几乎含盖了中国古代的全部翻译历史，具有十分丰富的学术内容和宝贵的理论价值。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就在于整理佛经译论的体系、探寻其发展脉络、考察前人对于佛经译论的研究，以期为现代翻译理论的建设提供借鉴和经验。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以译本质量和影响论，一般以罗什和玄奘为翻译史上的里程碑人物，罗什之前的翻译被称为“古译”，之后的为“旧译”，玄奘开辟了“新译”时代。三期译业分别代表中国译经事业的草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与翻译实践的发展相一致，形成了佛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三大时期:译介传播、吸收消化和发展创造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是与大乘佛教翻译实践发展的三个时期紧密相关的。 佛学理论的成熟直接影响翻译思想的成熟和理论体系的完善，因为翻译理论需要哲学及美学的指导，而佛经翻译理论研究无疑要在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一整套翻译观及其审美价值.自汉代《法镜经序》明确地理论表述开始，至明代智旭《阅经知津》，其间一千余年的发展，佛经译论也经历了萌芽和创立、发展和深化、繁荣和成熟三个时期.每一时期的翻译理论，因其翻译实践的发展和理论本身的推进，特别是不同时期佛教义理的影响，显示了它独特的面貌，这就是:案本、中道、圆融三大范畴在各时期的理论重心的转移.萌芽和创立时期的翻译理论强调“案本”，发展和深化时期的翻译理论关注“中道”，繁荣和成熟时期的翻译理论崇尚“圆融”.这三大中心范畴和理论重心，不仅揭示了佛经翻译实践的进步，也显示了佛经翻译理论研究的步步深入，从创立到成熟的发展，最终形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佛经译论。 佛经译论与佛教思想关系密切，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佛教学者、佛经翻译理论家的创造性运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佛学自身的确有较高的价值可供给翻译研究摄取.其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中观学、唯识学、真常学和和修养理论。正是这四个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佛经翻译理论的体系:翻译本体论、翻译标准论、翻译方法论、译者主体论、批评鉴赏论。 佛经译论运用佛学理论阐发翻译现象，其方法和途径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佛学概念范畴的直接运用、佛学理论命题的蜕脱演化、佛学义理思想的催化生发、因明学逻辑方法的借用。此外，翻译理论还十分熟练地运用佛教的数法逻辑建构理论体系，如“五失本三不易”、“八备”、“五不翻”等。佛教的“数学”即是以法数来表示佛法的义理。安世高佛教学说传播的成功，就在于他“尤精阿毗昙学（法数）”，“善开法数”（道安《阿毗县经序》）。明朝圆静所著《教乘法数》，专门收集这种用数字构成的理论条目，全书四十卷，按数字顺序排列，始于“一心”，终于“八万四千法门”，共收3162目，其中就收有翻译四例，琮师翻译八备、琮师翻译十条、三支比量等。 在佛经翻译终结以后，中国翻译理论进入西学东渐时期，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近代理论的翻译理论探索、现代理论的文学翻译研究和当代的引进西方译论建立翻译学的发展，因此呈现出与佛教翻译理论不同的特色和面貌。从这三个时期的理论研究看，前个两时期在继承传统方面做得较好，因此成绩也相对突出。在第三个时期，一方面仍有传统的回归，如“化境”、“神似”、“韵味”的提出，使译学不断深入，一方面也因忽视传统而显得肤浅，因此无论是吸收西方译论，还是提倡译学建设，都显得成绩平平。鉴于此，21世纪初，学界有识之士提出整理传统翻译理论，实现其现代转化的课题。如王宏印、刘士聪撰文指出，关于建立翻译学的讨论，应该“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上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所做的一种努力”（《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中国翻译》，2003:8）这一认识和倡导将为我国译学研究和建设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上做起”，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重视研究中国传统译论。佛经译论作为传统译论的思想源头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应当深入研究和发扬光大的。这便是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先导和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