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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美学同身体美学、日常生活美学共同构成了当代国际美学的三大前沿课题。当代中国学界经过约20年的引进、介绍己经初步形成了环境美学研究的规模。人与环境的矛盾是中国和西方共同面临的时代语境。在这一语境下,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环境美学的借鉴突出体现为对反叛传统倾向的共鸣以及积极面向实践的认同。可以说这一借鉴还较为初步,主要涉及问题研究,缺乏更为清晰的对其学术史演变的反思。问题视域将视野投向环境美学理论建构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现实性。但这些努力无疑需要一定的理论积淀与支撑。中国环境美学要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中国学派,首先就必须重视西方环境美学的学术影响史研究,从问题视域进一步深入到学术史视域。通过理清其理论源出以达到对其理论现状的清晰了解。这可以说是形成中国观点和中国理论的基础工作。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真正理论阵营在北美,对其做学术史上的影响研究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第一章讨论了作为影响来源的20世纪美国美学概况以及北美环境美学的兴起过程。20世纪的美国美学有两大流派,一派是实用主义美学,另一派是分析美学。20世纪早期以杜威为代表的“古典实用主义”对传统的理性哲学持一种批判态度,认为传统观念中知识的必然性、合法性基础并不存在,知识本身就是相对不确定的并且对各种批评开放。更具深远意义的是,杜威的“经验主义”美学强调取消分裂的连续性经验。这为审美经验扩展至日常生活与环境奠定基础。分析美学的突出特点是运用语言逻辑方法分析概念,特别是对长期以来艺术、美的定义进行质疑。20世纪30年代以来,分析美学几乎统治了美国美学界,环境美学也被视为分析美学的分支。北美环境美学的首位明确倡导者是加拿大的艾伦卡尔松,他从当代景观的审美品质问题着手探讨环境美学。在此后的发展中,北美环境美学一直在与艺术美学相对照的阐发中建构自身,艺术与环境话语的张力呈现一直伴随其兴起、发展。此外,由当代环境生态科学直接推动的生态伦理思想从一种伦理美学视角切入环境美学,并为当代的环境生态设计提供理论指导。第二章从审美领域的扩展来论述传统美学对环境美学的影响。19世纪末在北美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提倡一种“肯定美学”,这种美学承认未受人类影响的自然在本质上具有审美之“好”。这一美学又被称为“自然全美”观。艾伦·卡尔松是这一观念的当代继承者,他的自然美学思想其实就是“肯定美学”。卡尔松的肯定美学观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科学认知”介入到“肯定美学”,后期是“功能之美”理论影响下的新阐发。此外,环境美学还积极倡导自然与艺术在自身中的统一。这种统一并不是两种异质领域的简单相加,而是建立在美学内在变革的基础之上。杜威的连续性经验理念为这种共通提供了理论可能。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从当代艺术的扩大化切入到两者的统一。艾伦·卡尔松则着重研究包含自然、艺术在内的环境的审美品质问题。环境美学除了将领域扩展至自然与艺术,它还积极强调日常生活的美学意义。对环境本性的不同理解影响了环境与生活融合起来的不同路径。在其背后,传统实用主义和分析美学的理论眼光形成差异。第三章从审美鉴赏的继承与超越来论述传统美学对环境美学的影响。这一章着重考察艾伦·卡尔松的审美鉴赏理论。在传统中,审美鉴赏本身不能同审美经验相区分。卡尔松理论的独特性就在于,他突出强调了鉴赏与经验的分立。将恰当鉴赏方式视为获得审美价值的惟一依据。卡尔松所认同的审美鉴赏属于一种标准化的审美判断,讲求科学性、客观性,类似于一种客观认识论并排斥个体性的审美经验。如果从传统语境来为其划界,其审美鉴赏理论是一种关于鉴赏方式的讨论。他的鉴赏理论源于对分析美学家斯托尔尼茨“审美态度”理论的批判继承,最终确立了以对象性本质为基础的审美鉴赏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分析美学的“审美相关性”问题是其根本问题域,是进一步确定鉴赏规范性的关键问题。卡尔松通过“科学认知”与“功能适应”两种路径来解决“审美相关性”问题,并最终确立了以对象为根据的恰当鉴赏的独尊地位。第四章从审美经验的内核延续来论述传统美学对环境美学的影响。与卡尔松侧重于鉴赏方式探讨的环境美学不同,阿诺德·伯林特侧重于鉴赏经验的展开。本章基于伯林特的审美经验理论来考察传统美学的影响延续问题。伯林特用一种“参与美学”来解释艺术、环境的审美。伯林特从三个方面借鉴了杜威的一元论经验观:经验的连续性、经验的感知性、过程与对象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伯林特以杜威的经验理论为根本架构解释环境审美问题。另一方面,伯林特通过阐发“审美场”理论为经验描述构建了一个合适境域。既然无法给予经验一个客观化的理性定义,那么用一种描述手段来解读经验就是一个可行的方式。这可以被称之为用经验的方式来解释经验。事实证明,伯林特的描述路径成为他解读特定审美境域的根本方式。在伯林特90年代开始出版的环境美学著作中,一种描述美学的环境美学理论就被阐发出来。第五章从审美价值的根本革新来论述环境伦理美学的内在传承。随着20世纪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在北美发展起来面向荒野的“有机整体观”开始成为传统文化观念的反叛者。这一反叛借助于20世纪发展起来的诸如“生物群落”、“食物链”、“生态系统”、“小生境”等生态科学,从而增强了自身的理性特质。一批学者开始探讨人与自然环境的伦理关系。从利奥波德到罗尔斯顿,他们既是环境伦理学家同时也是突出强调一种环境伦理美学的重要代表。容易被忽视的是,他们的环境伦理美学建立在传统价值观的根本革新之上。他们以生态有机共同体的存在为基础论述人与环境、生态的伦理、审美关联。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建立在一种新型的存在关系之上。人与环境的价值关系不是主体、客体的意义关系,而是整体与整体之中的人的关系。其意义关系可以表述为:整体→人→整体。也正是在此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环境伦理才同环境审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并指向环境美学的真正未来。总而言之,尽管北美环境美学在建构过程中以分析美学、传统的艺术美学为标靶进行批判并以此树立自身的合法性,但很多时候理论的依据仍然是传统套路,根本的架构仍是分析的或是经验主义的。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而言,只有认清西方环境美学与其传统思想模式的关联与区别,我们才能更加理性地对待环境美学的建构问题。